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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和中国化


2017-03-29 11:35:40 作者:乔万里

 

论文摘要

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1917-2017),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蒂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此目标也鼓舞了使徒the Maximum Illud(1919),他出身在中国环境中,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Msgr. Celso Costantini对教会的“中国化”付出很多,尽管其强烈的主动性遇到了巨大的反对。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Pius XII)时期、更重要的是在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时期,重新启动了对不同于非欧洲和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Paul VI)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PopulorumProgressio谕的作者致力于南北方之间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并且the letter EvangeliiNuntiandi公开演讲本土化的问题。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Paul II)和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期间持续,而在许多世纪之后的第一个非欧洲教皇Francis,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本文标题:本土化和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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