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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晨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文摘要:正定教堂惨案是1937年10月9日日军对河北天主教会制造的一起严重惨案。正定代牧区主教文致和(荷籍)及其他7位外籍传教士和1位外籍俗人共9人被日军屠杀,震惊中外。日军制造正定惨案的动机是什么?就目前资料来看,有以下两种说法:一、日方认为教堂内藏有国军伤员和间谍,日军知道此事惩治教会;二、中方及教会人士认为日军提出寻找良家妇女的要求被拒绝,日军报复。关于正定教堂惨案的参与者,也有以下两种观点:一、当时日方负责调查此事件的代表解释,日军中有部分士兵是汪洋大盗和朝鲜浪人, 不受管束;二、《遣使会在华传教史》一书的作者樊神父则认为,正定教堂惨案直接罪魁不是日本人,而是日军所用的满洲人或朝鲜人 。正定教堂惨案发生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一下子涉及五个欧洲国家,引起日本军方重视,为了平息国际愤怒,他们不得不派代表前来调查,口头道歉等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再不敢像正定教堂惨案时大批屠杀在华外籍人士。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时,一些外籍人士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建立起难民区,庇护和救助了大批中国难民。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正定教堂惨案    文致和主教

Abstract:Massacre of Zhengding church is a serious incident made by Japanese soldiers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ebei province on October 9, 1937. The bishop François Schraven (Dutchman), other 7 foreign missionaries, as well as one foreign laity (three in total) in Zhengding Apostolic Vicariate, were murdered by Japanese soldiers, which shocked the whole Catholic Church.What is the motive that Japanese made Massacre of Zhengding Church? According to the datas,there aer two points.1. Japanese thinked that  some Chinese wounded soldiers and spies hid in the cathedral of Zhengding. When they knew it,they punished the church.2. Chinese believed that the church rufused the Japanese soldiers’ request of seeking normal women.These soldiers remembered the hate and killed the bishop and priests.Who were the participants of Massacre of Zhengding Church? There aer two points.1.The Japanese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investigating the issue, explained:the Japanese army were pant of robbers and thefts, they were arrested to join in the army after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the army was Korean Wave People who could speak Chinese very fluently. The army officer could not control and manage them, which all lead to the Massacre of Zhengding Church.2. In "Missionary History of Congrégation de Mission in China", Octave Ferreu supposed that, the direct blamed in the Massacre of Zhengding Church, was not Japan, while they were the Manchus and North Korean.Massacre of Zhengding Church happened at the early stage of Japanese comprehensiv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nd it suddenly related to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so Japan military paid attention to send representatives to survey and oral apology, in order to quell the international anger. Until the Pacific Ocean War, Japanese dared not kill foreigners in China like before. By the identity and background, some foreigners established refugee areas to keep and salvage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refugees. The missionaries were also not frightened by the slaughter of the Japanese army, they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benevolence, charity and fearing no sacrifice spirit of François Schraven et al., to still put the church as shelter, to absorb refugees and protect the lives of many people.

Key Word:the Anti Japanese War;Massacre of Zhengding Church;
          the bishop François Schraven

正定教堂惨案是1937年日军对河北天主教会制造的一起严重惨案。正定代牧区主教文致和(François Schraven,荷籍)及其他7位外籍传教士和1位外籍俗人共9人被日军屠杀,震惊中外。

一、正定教区的创建

正定代牧区 作为河北省一个老教区,建立于1856年,它包括正定府、顺德府、赵州、定州,下辖正定、新乐、赵县等32县,主教府设在正定县城,由遣使会管理。遣使会是天主教的一个重要修会,于1625年创立于法国,会祖为圣文生(S.Vincent),它以派遣会士到各地传教为己任,故名遣使会。自1699年始,遣使会士陆续至中国。1773年耶稣会解散,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由罗马教廷于1783年委任遣使会管理。1785年,一批遣使会士至北京,开始管理耶稣会留下的传教事业。1840年以后,随着耶稣会士重来和教务的发展,遣使会管理的一些教区让与耶稣会和其他一些修会接管。1949年前夕,河北省由遣使会管理的教区有北平、天津、永平、正定、顺德教区。

正定代牧区刚成立时,由孟振生主教(Joseph-Martial Mouly)代理宗座代牧,孟振生委任其助理主教董若翰(Jean-Baptiste Anouilh)署理。1858年,董若翰被罗马教廷正式任命为宗座代牧。1869年董主教去世,由戴济世(Taglibue)继任。其后,代牧区主教分别由都士良(Jean-Bap.Sarthou,任职时间1884—1890)、包儒略(Jules Bruguière,1891-1906)、顾其衡(Auguste Cogset,1907-1917)、文贵宾(Jean De Vienne,1917-1919)担任。1920年,罗马教廷任命文致和为代牧区宗座代牧。1921年4月,文致和在正定由其表兄武致中(Guerts)祝圣为主教。

文致和于1873年10月生于荷兰,原名弗兰斯希•胡波图斯•施拉文 (Franciscus Hubertus Schraven),1896年入遣使会,1899年晋铎。后来到中国,先在柏乡贾庄传教,又到宁晋唐邱、平山等地传教。1904年回正定担任教区会计职务。1908年被派到上海总账房,不久移至天津。1915年又回到上海接替布维耶(Bouvier)神父的职务。1920年回正定,任教区主教。

正定代牧区在历任主教的领导下,教务发展迅速。为更好地管理教区,罗马教廷于1929年和1933年先后从正定代牧区划出赵县和顺德两个宗教监牧区,分别交由中国神职人员和遣使会波兰省管理。教区划分后,正定代牧区各方面教务仍有明显进展。至1935年,教区有外籍神父14人,国籍神父45人,教徒48437人,望教者3458人,大教堂27座,小堂和祈祷所340座 。然而,日本不久发动的侵华战争却打破了教区发展的进程,其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正定教堂惨案给教区及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正定教堂惨案概况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占领平津,之后沿平汉路南下,于10月7日开始进攻正定县城。很多来不及逃走的难民避居到正定天主教堂内。“天主教堂的避难者在前一星期统计就打破了二万大关,随着炮声蜂拥而来的,又将突破了前者的数倍。……东院全部为男人,西院大都为妇女,(内为养病院、养老院和婴孩院,而以修女主理之)。” 防守正定县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人少势寡,在与日军激战两天后,于9日晨撤离正定县城。9日早晨8点,日军从北门进入城内,挨户检查,大肆屠杀,“事后调查,足有二千多人作了牺牲。” 不久,日军冲入天主教堂,抢掠一些东西。日本军官也到堂里参观,“当场许下善加保护。” 但当日军听说堂内藏有良家妇女,于午后径向天主堂索要,被文致和主教严词拒绝。

下午6点钟,有四五个武装日军上天主堂西院去敲大门,藉口搜查军火,实欲强拉妇女。时西院除三四十名修女、二三千名小女婴孩外,住有避难妇女二三千人。仁爱会修女亚纳玛利姆姆坚决不给开门,这几个日军只好他往。不久,一群更野蛮的日军来到天主堂大门口,又有数位日军前往若瑟会女修院。 文致和主教闻之,立刻派夏露贤(Lueien Charny,会长,法籍,55岁)和贝德良(Eugèbe Bertrand,帐房,法人,32岁)两位神父出去与日军交涉,无奈二人刚至大门口,即被日军锁押于门房小屋内。时值晚7点后,正是传教士用晚餐的时候,文致和主教及20余位神父、修士齐集餐厅,正吃晚饭,日军忽然闯入,用枪口对准大家,先绑了艾德偲(Geerts,荷兰籍,艺术家,62岁)辅理修士,又绑了主教文致和(荷籍,65岁),有位毕先生(毕司固Biscopitch)是捷克斯拉夫人,自北平来正定修管风琴,因战争未能回北平。见主教被绑,上前阻拦,也被绑缚。 接着被绑的还有柴慎诚(Brodover Croatie,副会长,奥籍,65岁)司铎,卫之纲(Wouters,小修院教授,荷籍,28岁)司铎、霍尼玛(Emmanuel Robial,苦修会士,法籍,60岁,又译为罗弼雅)司铎、泊林芝(Frinz,顺德教区修士,波兰籍,28岁,又译为白来福)修士。 日军把主教、神父等押出门外,连同门房锁押的两位神父共9人押上汽车,扬长而去。当晚,他们在离主教座堂300公尺的木塔(天宁寺凌霄塔)下被全体烧死。

文致和主教誓死保护难民的做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个人道德品质的真实写照。自他任主教以来,正定地区多次历经战争。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难民,文主教往往施以援手救助,教堂成了难民的避难所,传教区的住所也接受了很多难民。 七七事变发生时,文主教正在北京。出于主教自身安全考虑,有人劝其留在北京,静观事变。但文主教心系教区和难民,克服重重困难返回正定。及至日军南侵,形势愈加危急,北京外国领事馆致电文主教,要其率属暂避,以免受害。此消息传出后,在天主堂的难民人心惶惶,感觉前途渺茫。文主教听说此事后,当众宣言:“决不他往,决定率所属与其教民等共分患,虽赴汤蹈火,抛弃头颅,在所不惜。” 文主教与难民同生死、共进退的壮举安定了人心,鼓舞了难民活下去的勇气。在日军进攻正定城的过程中,炮弹横飞,文主教与难民避居一处酒窖,面对拥挤的难民,主教泰然处之,他以温和的笑容鼓励身边的每一个人,并不时查验他人是否安全。主教正是本着这种舍己为人、甘愿牺牲的精神,挺身而出保护难民,直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文致和主教等人被押走后,音讯全无,教堂多方派人打探,仍没有下落。12日,柏棠修院院长马鸣歧(Jean-B. Ramakers,菏兰籍)进城,听说主教等遇难之事,忧闷恐惧,不知所措。他请日军颁发一许可证,以便去定州会见定州本堂及总铎神父艾类斯(Louis Chanet)商量对策。但日军怕其恶行暴露,拒绝发放许可证。马鸣岐只好暗中派一个胆大教徒前去定州,向艾类斯报告此事。艾类斯于17日接到报告,非常震惊,急欲驾车赴北平报告,但日军不发放通行证。适有一阎姓教徒任中华邮政视察职务,艾类斯利用他向北平满德贻主教传报此事,并派他亲自赴平。艾类斯自己则骑车南下,到正定调查此事。艾类斯胆大细心、沉着冷静,早就因善办军事外交而闻名。他于10月22日来到正定,即与日军交涉,仍得不到主教、神父们的消息。在北平,宗座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得知正定教堂惨案后,不愿意正定代牧区没有领导,乃任命文贵宾暂时署理正定教务。北平代牧主教满德贻(Montaigne)则把此事件报告使馆,由使馆与日本交涉。日本在压力下,遂派遣日军司令官横山颜(Yokoyama)和日本司铎田口芳五郎(Paul Taguchi)来华,亲赴正定调查。

至11月10日,艾类斯等人已渐渐知道,就在文致和主教等人被掳之夜,即在离主教府300公尺的木塔上被全体烧死。并在木塔底下拾到神父、修士们遗留的帽子、鞋子、小刀和圣牌等物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当局只得承认杀害主教等人的事实。艾类斯代表教会向日方提出5项最低要求:一是惩治罪犯,并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二是向罗马教皇道歉谢罪;三是向各本国政府领事道歉谢罪;四是赔偿教区内之各种损失;五是在大堂前立纪念牌,并由日本画押签字。 由于此时尚处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不想与西方国家破裂关系,在西方领事的压力下,日方接受了上述条件。

11月22日,正定天主教堂为遇难的主教、神父举行追悼弥撒大礼,主祭者为文贵宾,辅祭者为日本司铎田口芳五郎,参加典礼者有正定日军全体军官及石家庄日本军官30余人,并有正定各机关要人、本城士绅,大佛寺的老方丈也在其中。 日军同意并允许在主教座堂旁边立一纪念碑。数日后,碑已建立,是一块大理石碑,放在基础上,有二石柱支着,上有石盖,高2公尺,宽1公尺,碑上刻着“为纪念1937年10月9日的牺牲者”,下面是9位被害者的姓名,但日军承认犯罪、表示忏悔的话在碑上只字未提。

三、正定教堂惨案发生原因及其历史价值

正定教堂惨案中,遇难主教、神父等共9位外籍人士,这9人分别隶属于法、荷、奥、波、捷克5个欧洲国家。日军为什么只屠杀外籍传教士?日军制造正定教堂惨案的动机是什么?

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其一,日方认为正定教堂内藏有中国士兵和伤员,日军知道此事后惩治教会。

负责调查正定教堂惨案的日本司铎田口芳五郎在1937年12月3日的信中谈到,正定教堂藏有中国士兵和间谍。日本军官在10月9日参观教堂时看到教会医院中收养了一些国军伤员,他甚至许诺说要派日本医生来医治伤员。 但此后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日军不仅没有对教堂善加保护和救治伤员,反而于晚上绑走并杀害了文致和主教等人。田口芳五郎的信中并没有谈到日军制造正定教堂惨案的真正动机,从他的信中推测看,应该认为教堂保护了中国军人和伤员,同时为中国方面充当间谍,为此日军对教堂予以惩治。

其二,中方及教会人士认为日军提出寻找良家妇女的要求被传教士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后加以报复。

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以中国方面和教会人士为主,部分外国学者也支持这种观点。1946年5月,天津《益世报》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了笠原的文章《正定天主堂文主教及其司铎殉难经过》,文章明确提到,日军到教堂的目的就是“向人们索要妇女”,在他们绑走文致和主教等人时,曾“勒令用三百青年妇女来赎,不然,便没有命”。 1946年遣使会神父李明源(Felix Olivers,荷兰)的信件也明确指出了日军寻求年轻妇女的动机,在其信中,他引用当时一名参与日军侵略正定时中国翻译的证言,这名翻译告诉他,日军占领正定后,为寻找年轻妇女,他们来到教堂向文致和主教提出要求,遭到文主教的拒绝,日军为此于当晚实行了报复;其信中还提到山西路安府圣方济各会神父的证言,日军占领路安府时,也向圣方济各会的神父们提出寻找女孩的要求,当神父们拒绝后,他们威胁道:“你们不要忘记,在正定府天主教堂发生过什么事!……” 正定仁慈堂修女的日记也记载,10月23日,日军要求住在仁慈堂的女性难民一律离开,很多妇女和年轻女孩跪求贞女,希望修女们救助自己,她们怕落入陷阱。 除上述文献资料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也证明了日军为寻找良家妇女而屠杀文主教等人的动机。笔者曾访问过已故的石家庄教区副主教李保存神父,他提到:日本人进入总堂后,说找国民党兵,但日本兵不正经,去修女院、圣婴堂、养老院瞎闹,夏神父、贝神父出来阻挡,日本人就把他们锁到门房。 文致和主教的侄孙文森特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正定教堂惨案的研究,他收集了大量档案和口述资料,充分证明“日军向文致和主教要女人”的动机。

从上述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看,日军制造正定教堂惨案的动机最可信的应为第二种,即日军提出寻找良家妇女的要求被传教士拒绝,日军恼羞成怒绑走主教等人并杀害。至于第一种说法,完全是日军为掩盖事实真相而制造的借口。按常人的理解,文致和主教等人肯定知道藏匿中国军人给教堂和他本人带来的危险,他不会冒着这样的危险掩护中国军人,更不要说充当中国军队的间谍。至于教会医院中收治的国军伤员,主要出于人道主义对他们救助。当时参观教堂的日军军官也肯定这一点,还表示要派日军医生来医治。惨案发生后,负责调查此事的日方调查团出于维护日军荣誉和混淆国际视听的目的,转而污蔑教堂藏有中国军人和间谍。至于惨案的真正原因,日军调查团不愿也不敢公之于众。就这个问题,笔者曾与文森特教授多次讨论。他也多次托人在日本查找相关的资料,但日本国内关于正定教堂惨案的记载很少。其中一份资料提到横山彦提交了一份报告,可报告的内容是什么?这份报告在哪儿?目前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方面一定在掩盖惨案的真相。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日军制造正定教堂惨案的真正动机是寻找良家妇女的要求被拒。

关于正定教堂惨案的直接制造者,也有以下两种观点:

其一,当时日方代表认为,日军中有部分士兵是汪洋大盗和朝鲜浪人,不受管束。横山彦解释说,负责进攻正定县城的是日军将领香月的部队,香月秉承父职,手下一批士兵在日本时是江洋大盗,被国家逮捕,日本侵华后,这批人被从狱中放出加入行伍,戴罪立功。同时日军中也有一批朝鲜浪人,中国话极为流利。这些土匪原已野蛮成性,今移置前线,更野蛮数倍,香月也管辖不了。

其二,《遣使会在华传教史》一书的作者樊神父则认为,正定教堂惨案直接罪魁不是日本人,而是日军所用的满洲人或朝鲜人 。

上述说法,实则都是为日军推脱责任。据记载,进攻正定的日军为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军长为香月清司)的第十四师团主力(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的一部,两个师团都是日军陆军主力,创建较早,曾多次入侵中国。特别是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是急先锋,这样两只日军劲旅的士兵怎么可能是刚从狱中放出的江洋大盗?军中既使有满洲人和朝鲜人,其人数应该有限,地位也会大大低于日本本籍士兵,他们怎么有胆量瞒着日籍军官和士兵而擅自行动,甚而杀害外籍人员呢?1938年8月5日,日本陆军省次官致函驻屯军参谋长,就驻中国的外国人安全问题提出要求:“有关保护当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应对驻屯外国军队等,要努力合法地加以处理。特别是关系到保护其财产等时,要尽量等外国人尤其是外交官等提出申请后再予实施等。需要注意的是勿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陆军省既然已经下达了适当保护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军令,其在军中地位低下的满洲士兵或朝鲜士兵怎么可能敢于违反军纪呢?因此,笔者推测,正定惨案的直接参加者应为一批胆大妄为的日军正规军,且以日籍士兵为主,个别满洲或朝鲜士兵仅可能充当了翻译角色。日本方面之所以把责任推到汪洋大盗或朝鲜浪人身上,就是为自己开脱罪责,以减少国际压力。

不论制造正定教堂惨案的日军士兵究竟为何人,都属于日本军部领导,日本军部既使没有直接下达屠杀主教、神父的命令,但也以战争为幌子,公然默许士兵杀戮平民百姓。且不说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第六师团在南京的种种罪行,只在正定城内及近郊13个村即杀害无辜平民1506人。 如果说进攻正定的日军士兵是江洋大盗,那侵略中国的整个日军更是江洋大盗。

正定教堂惨案中日军之所以抓走的全是外籍人士,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此时正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没有预料到屠杀外籍人士带来的国际压力。尽管日本陆军部有保护外国人的命令,但这时并没有强力执行。二是日军士兵知道天主堂是外籍神父说了算,他们提出寻找良家妇女的要求遭到拒绝,怀恨在心,就以抓走外籍教士相威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当主教、神父被押走时,日军士兵曾勒令用300名青年妇女来赎,不然,便没有命。文致和大声应道:我是主教,就是死也决不能答应你们 。日军恼羞成怒,便对主教、神父下了毒手。

文致和主教等9名外国友人为了救护中国难民而牺牲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牺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一,保护了大批难民,特别是女性难民。

前文说述,天主教堂的避难者在惨案前一星期统计就打破了二万大关,随着炮声蜂拥而来的,又将突破了前者的数倍。天主堂西院避难的本城妇女不下三四千名。 这些难民不仅仅是教徒,更多是外教百姓。对于四面八方前来避难的民众,教会一视同仁予以接纳。当日军提出寻找良家妇女的无理要求后,文致和主教挺身而出,严词拒绝,使很多妇女免招日军蹂躏。文主教等人牺牲后,日军有所忌惮,对教堂的滋扰反而少了。“自主教们一去之后,堂里却极为平安……,堂内难民似乎越待越多,因为忍受不了日兵的各处乱串,于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妇女,便续有逃入堂内。”

其二,彰显了文致和主教等人的爱德,使天主教逐渐得到社会人士得认同。

文致和主教等人为救助难民勇于牺牲的精神彰显了天主教的博爱、慈善。这种爱,即是人类共同的爱,是一种普世的爱,是一种体现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爱。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当地民众自发捐款为死难的主教等人修建了一块纪念碑,此碑矗立在日军所建纪念碑的西面,两个纪念碑相对而立,至今仍屹立在正定教堂原址前面。一些社会人士也借此对天主教有了深层的了解,从“洋教”、“外国教”的固化认识中走出来,对天主教多了一定的理解和认同,一些人为此而入教。

其三,为后来外国籍人士在南京建立国际安全区庇护难民奠定了基础。

正定教堂惨案发生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一下子涉及五个欧洲国家,引起日本军方重视,为了平息国际愤怒,他们不得不派代表前来调查,口头道歉等。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再不敢像正定教堂惨案时大批屠杀在华外籍人士。一些外籍人士如拉贝、马吉、魏特琳等人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建立起“南京国际安全区”,保护和救护了20万中国人。姜玉春在其文章《正定教堂惨案及其与南京大屠杀之关联初探》对于正定教堂惨案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正定教堂惨案中牺牲的文致和主教等人的鲜血没有白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帮助了后来拉贝等十几名西方人士的安全,间接促成了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人道主义救援。 笔者也同意这个观点。传教士们也没用被日军的屠杀所吓倒,他们继续发扬文主教等人仁慈、博爱与不怕牺牲的精神,仍将各地天主堂辟为庇护所,广纳难民,保护了很多人的生命。

正定教堂惨案已经过去69年了,期间由于宗教的敏感和文献的限制,正定教堂惨案的历史及其价值没有得到人们真正的了解和认识。目前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深入研究正定教堂惨案的历史不仅可以昭示文主教等人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而且还可以揭露日军侵华屠杀无辜民众的罪行,为反对战争、倡导和平做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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