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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硕 Prof. Wang Deshuo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udan University)

摘要:正定天主堂惨案是日本在侵华战争初期在中国制造的屠杀外籍天主教主教、神父和教徒的事件。对该教案可从国际关系、教案处理、宗教生态、政治符号等多维视角进行解读。该惨案首先是一起国际纠纷,日梵关系是其核心;该惨案也可以视为一起教案,罗马教会在处理中的主导作用也是罗马教廷和西方国家长期博弈的结果;通过该惨案最后的葬礼仪式可折射出正定的宗教生态是和谐的;该惨案也被建构成政治符号来影响当今的中日关系和中梵关系。
关键词:正定天主堂惨案、文致和、多维视角

Abstract :The ZhengDing catholic church massacre is that the Japanese killed bishop, priests and Catholic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massacre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four perspectives. Firstly the massacre was an international dispute, of which the core was Japan- Vatican relation. Secondly, the massacre can be seen as an incident and The Roman Church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progress. Thirdly, the mass of the massacre reflected that the religious ecology was harmonious. Finally, the massacre was also constructed as a political symbol to influence today’s China-Japan relations and Sino-Vatican relations  .
Key words: The ZhengDing catholic church massacre, Frans Schraven,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8月31日,日军参谋本部向日军华北方面下达进攻河北省中部的命令。9月24日,日军攻陷保定后开始向正定进击。10月7日午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开始进攻正定县城。中国守军宋肯堂部力战不支,于10月9日凌晨被迫撤退。9日八点,日军攻入正定城内,开始大肆屠杀。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攻占正定前后几天里,在正定县城及邻近村庄屠杀1506人,重伤103人,烧毁房屋106间,是为正定惨案。

在正定惨案中,有一起日军屠杀天主教主教和神父的事件,是为正定天主堂惨案。日军进攻正定县城时,有大约两万人进入正定县天主堂避难。10月9日午后,日军听说教堂中藏有许多妇女之后向天主堂索要,被文致和主教(S.E.Mgr Schraven,荷兰)严词拒绝。下午六点,四五位日本兵去天主堂西院去敲门,藉口搜寻军火,实欲强拉妇女。驻守在此的亚纳玛利姆姆拒不开门,这几个日本兵就只好离开。之后,又有一群日军来到天主堂大门口,文主教闻讯后,派贝德良神父(R.P. Eugebe Bertrand,法国)和夏露贤神父(R.P. Lueien Charny,法国)与日军交涉,但两人刚走到大门口,就被日军扣押,并锁在门房的小屋内。日军随后闯入教堂,逮捕了正在用餐的文致和主教、艾德偲修士(Fr.Geerts,荷兰)、柴慎诚神父(R.P.Ceska,奥地利)、卫之纲神父(R.P.Wouters,荷兰)、苦修会的霍尼玛神父(Emmanuel Robial,法国)、顺德教区的白来福修士(Fr.Prinz,波兰),还有一位从北平来修风琴的毕先生(Mr.Biscopitch,捷克)。日军将他们七位和之前锁在门房的两位神父一起押上汽车。文致和主教等九人当晚在全体被火焚烧了。 惨案发生后,经过一系列的交涉,日军最后迫于压力,为此事道歉,被保证此后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在负责调查此事的日军军部代表横山颜真(Yokoyama)的请求下,11月22日在正定天主堂为受难的九位天主教徒举行追思弥撒。华北日军总司令也发来唁电,并在弥撒前宣读。弥撒之后,盛着文致和主教等人的遗物和盒子被护送到郊外柏堂村,合葬在天主教公墓中。

以上就是正定天主堂惨案的经过和善后过程。对于正定天主堂惨案,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下面笔者将尝试从四个视角来解读正定天主堂惨案。

一、国际关系视角

正定天主堂惨案首先是一起国际事件。日军在中国杀害了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这九位天主教徒又分别来自荷兰、法国、奥地利、波兰和奥地利。这其中主要的关系是日本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欧洲五国也牵涉其中。中国是正定惨案的主要受害者,本应就此与日方强烈交涉,但当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初期,中日两国已经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在正定会战中失败的中国,当然对此事件没有任何话语权。况且当时正值淞沪会战期间,中国方面对正定天主堂惨案也没有太多的关注。

首先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的是定州天主堂的艾类斯神父(Louis Chanet)。艾类斯于10月17日接到柏堂修院院长马鸣歧(Jean-B. Ramakers)派人来的报告后,马上派温文炳神父(Vonken)报告北平满德贻主教(Montaigne),自己则亲自去正定调查此事。艾类斯于10月22日抵达正定开始与日军交涉,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满主教接到报告后,将此事报告给相关各国的使馆。梵蒂冈和相关的欧洲各国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强烈的外交交涉,纷纷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在压力之下,派出军部代表横山颜真中校和日本神父田口芳五郎(Tagushi)来华亲自调查此事,11月16日,在天津教区的文贵宾主教(Jean De Vienne)陪同下,两人来到正定。其时,艾类斯神父已经渐次清楚文主教等九人在被虏的当夜被火烧死在天宁寺凌霄塔旁,并在塔旁捡的帽子、布鞋、圣牌等遗物和贝神父的脚后跟遗骨。艾类斯据此再次与日军当局交涉,让其正式考察和答复。横山颜真在确凿证据下,第二天就承认文致和主教等人是日本兵杀害。但是他恳求不要将事态扩大,导致双方都遭受无谓的困难。为求双方实际利益,艾类斯神父提出了五项最低条件,要求日方接受。一,惩治罪犯,并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二,对罗马教皇道歉谢罪;三,向各国政府领事道歉谢罪;四,赔偿教区内之各种损失;五,在大堂前立纪念碑,并由日本画押签字。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日本不想与西方国家冲突,被迫接受了上述条件。

通过这一国际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代表梵蒂冈的艾类斯神父与日方进行交涉。所以,日梵关系是这一事件的核心,欧洲五国主要是表达了抗议,对此事件施加了压力,并没有派人来调查此事,也没有就此事提出要求。此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再也不敢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在华外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国外人士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对中国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救助,不能不说与正定天主堂惨案的处理有关。可以说,文致和主教等人的鲜血保护了在华西方人士和部分中国人。

二、教案处理视角

正定天主堂惨案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教案。自晚清以来,传教士在中国遇害事件是很多的,正定天主堂惨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在中国发生却不是由中国人引起的教案。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和罗马教廷来说,这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教案处理这个“中时段”的视角来解读正定天主堂惨案。

教案史也是罗马教廷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的历史。晚清的教案,如马神甫事件、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义和团等均是西方国家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交涉,罗马教廷的作用反而很小。西方国家借助教案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这给天主教带来的很大的负面影响。义和团运动之后,罗马教廷越来越注重在教案处理中的作用。保教权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刚恒毅主教这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在其任驻华宗座代表的期间,他多次提出规避或取消法国保教权的方式和建议,以使天主教在华事业早日摆脱外国列强尤其是法国的外交保护。在此后汉口梅乐道神父遇害事件、内蒙古老河口宋神父遇害事件等教案处理上,罗马教廷和西方列强进行了一系列的博弈。刘国鹏指出,在1926-1931年刚恒毅担任宗座代表期间,法国保教权无力插手“保教”事业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从正定天主堂惨案的处理过程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罗马教廷在事件的处理中起主导作用,西方国家的作用反而不大。这正是罗马教廷和西方国家在教案处理上长期博弈的结果。

三、宗教生态视角

宗教生态是陈晓毅提出的一个概念。宗教生态现象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类型。宗教生态现象既表现在宏观层面——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所处人文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在中观层面——教徒与教徒之间的关系、教徒与所处的人文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还表现在微观层面——教徒内心宗教元素之间、宗教元素与其所处的思想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指的宗教生态主要是指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在文致和神父等人的弥撒仪式上,受邀出席的有基督教瑞典自立教会的司比加(Carl Spira)牧师和正定隆兴寺(俗称大佛寺)的方丈纯三和尚这两位其他宗教的领袖。 从这一事件也可以折射出当时正定县的宗教生态。

1937年正定县各大宗教的情况并无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据1942、1943年的统计,天主教有教徒5160名,此外还有教堂、修道院、医院、学校、印刷厂、工厂等完备的组织。伊斯兰教徒有1204名,佛教各寺院的和尚和居士有584人,寺庙和土地也有很多。基督教1930年才传入,1942年时有教徒450人。1943年时道教只有道士27名。 据1937年2月统计,正定县人口有男133676人,女120366人, 宗教信徒的比例只有3%左右。

正定天主堂惨案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秩序,所以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来重新导入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次弥撒正是起到这个作用,可以说这次弥撒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种社会仪式。出席本次弥撒的日军代表、天津总司令代表、正定军司令、工兵队长、炮兵队长、治安维持会吴会长及委员、正定士绅等等。华北日军总司令发来唁电、社会各界送来花圈挽联,弥撒后横山颜真还发表演讲。司比加牧师是外籍人士,纯三和尚曾留学日本,他们被邀请参加本次弥撒,其实是参加这次葬礼,表达基督教界和佛教界的同情。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正定县的宗教生态是比较和谐的。再者,天主教堂和隆兴寺仅一墙之隔,离天宁寺也不远,相隔如此之近而没有冲突,也说明正定宗教生态的和谐。

四、政治符号视角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事件往往会被建构成政治符号。在中日关系中,九一八、南京大屠杀、卢沟桥等事件都可以被建构成某种政治符号。

2014年1月14的《中国民族报》刊登了荷兰文致和主教基金会发表抗议声明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这正是正定教案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在当代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谷寿夫正是当年杀害文致和主教等人的罪魁祸首。声明指出“日军一直不愿意为此认错,并由此引发了同法国和荷兰的冲突,而这样的态度依然迄今为止依然如故。很不幸的是,当今日本领导人还是不愿意为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我们强烈谴责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因为此举严重阻碍了和平与和好的进程。”

其实,最后日本迫于外国压力还是对正定天主堂惨案进行了道歉,并在教堂东侧树立石碑以示纪念,石碑上刻着死去的9名西方人士的名字。但是,正定天主堂惨案是正定惨案的一部分,日本对被杀的中国民众则迄今没有道歉。
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还原历史事实的真相,如何正视历史真相是影响中日关系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把历史事件建构成某种政治符号,甚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作法还是要慎之又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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