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橘南枳?

──神学教育本地化的回顾及反思

2014-11-19 14:16:46 | 作者:蔡惠民神父(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

引言
  在《晏子春秋》一书,有个小故事,关于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为羞辱晏子,把一个犯了罪的齐人带到席前,然后向晏子说,齐人是否也是这种德性。晏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自此,「北橘南枳」这成语,代表人或物品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变质。当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神学本地化时,它的含意却又有微妙的变化:如果启示真理是一个果种,而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片土壤,果实有所变化,或甜或酸,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无论果实怎样,仍然是同一个果种,因为它的本质是天主的启示真理。
  从这句成语入手,我们不难看出,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过去近九十年的神学培育工作,正正是要把西方文化所孕育的那个「橘」,移植在中国的土壤上而成「枳」,却要保持信仰的「原味」。
  在本文里,我们首先将圣神修院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看看过去的日子里,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如何勤奋翻土,努力栽种;接着我们会总结经验,展望将来,希望能让整个中国的土地,都长满甜美的本地橘子。
(1)华南总修院及圣神修院的发展
1. 第一阶段(1931-1970年)
  要谈天主教会在香港神学培育的起点,不能不由华南总修院(即今天的圣神修院)说起。华南总修院于1931年在香港创办,当时选址香港,是由于政府能提供土地及社会相对稳定。[ 參林瑞琪,<華南總修院簡史及其對教會當前的影響>,《鼎》,(2004:135),頁33。]至1970年近40年间,培育神职人员的工作,主要由耶稣会会士负责,他们不仅为华南各教区准备铎职人员,也为发展神学教育奠下基础;中国修生亦从他们身上学习普世教会的知识及西方文化。
  自天主教传入中国,历任教宗鼓励中国教会发展本籍神职班。教宗本笃十五世在1919年的《夫至大》通谕,谈到培养本地神职的重要性,因为福传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由外籍传教士管理的教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由本地神职领导的本地教会。通谕并未专指中国,但其指涉的现象符合中国实况。教宗说:
  盖筹备本地铎曹,非令其以较卑之服务,辅佐外来之传教人也;乃令其负荷天主之任命,于管理本籍人民,终有一日确能承受之也。
教宗还提到传教士的学问培养非常重要,圣学和俗学都需要教授:
  倘于此类宣传真道者,反为从事诡道者所压胜,亦太不成事矣!以故凡蒙主召,供传教使命时,诸修道学生应如法陶养之。而按各科课程,圣学欤,俗学欤,凡为传教士所需要者,法当一一教授之。[  陳方中,〈夫至大通諭〉,《恆毅》通訊, 第556期,2009年12月。http://www.cdd.org.tw/Costantinian/556/55624.htm]
  教宗比约十一世于1926年颁布《圣教会已往的成绩》通谕,劝勉各地传教士创办修院,栽培本籍神职人员。同年, 他祝圣六位中国籍主教,及派遣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Celso Costantini)。当时,中国教会各方希望中国教会将来毋需外籍司铎辅助,就如「公教之管理,于法国为法籍,于德国为德籍,于意国为意籍,于美国为美籍,于英国为英籍,推而至于中国,即亦必全属之于中国籍」。[  程野聲,<華南總修院成立十周週年紀念獻辭>,公教報, 1941年12月1日, 轉載於《華南/ 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 1992年, 頁6-7。]
  在1924年,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中国天主教会议,会上其中一项议决,在国内成立14所总修院(至1936年,十一所先后成立,包括华南总修院),以培育本籍神职人员。翌年,粤、闽主教们在香港开会,决定在香港创办华南总修院,使准备接受铎品的青年接受高深的教育,更好的传扬福音。[  卓正賢, <華南總修道院史略>,公教報, 1941年12月1日, 轉載同上, 頁8-9。]
  刚恒毅总主教开始筹建华南总修院等,目的是为适应中国传教的需要,训练本籍的圣职人员为宗旨。华南总修院的奠基石刻载有其成立宗旨:「此修院廼教宗比约十一世关怀教务发展起见,谕令圣伯多禄工程处赐款建筑,借以善德圣道栽培中华志士,造就司铎尊位,俾易于化导本籍国民,皈依基利斯督。」[  提字載於聖神修院奠基石刻上。]
在1927年,刚恒毅总主教得到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觉主教(Henry Valtorta)承诺,负责买地及筹建事宜,建立了华南总修院,主权属于传信部;并且邀请爱尔兰耶稣会士负责该修院。
  在1926年恩主教邀请能说英语的耶稣会来到香港协助办学。在1931年,当爱尔兰耶稣会士获授权在华南总修院教授和主理院务时,他们已经负责香港大学一间学生宿舍和计划发展中学教育。[  張學明,<香港的耶穌會士(1926-1991)>, 《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夏其龍、譚永亮編, 2011年, 頁168。]
  在华南总修院创办首年,从华南各教区来的修生人数很少,只有17人,第二年25人。1933年,修生人数已见增加,由广州、江门、香港及福建等派往的小修生,有54人。由1934至1941年,人数常在60至70之间,来自教区增加了,包括汕头、嘉应、韶州、北海、海南及广西梧州等,也有四位从东南亚的北婆罗州和一位从沙捞越教区来的修生。[  黎正甫, <修院創辦的宗旨與聖召的培育>, 《華南/聖神修院紀念金禧特刊(1931-1981)》,1982年, 頁23。]按耶稣会士的记录,在1935年,有11位新生, 全院有56人,其中19位攻读神学。[  Thomas Morrissery, SJ, Jesuit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Beyond, Irish Jesuit Mission – its Development (1926-2006), Hong Kong, 2008, p. 119.]
1.1 圣、俗学科同样重视
  耶稣会士按照教宗的指示培育本籍司铎。因此,修院的培训过程,制度和展望都与其他高校不同,修院的目标不在于学生毕业,而是在乎他们的晋铎,因此,很多方面与一般学府不同。教廷指示华南总修院一个高等课程,与西方修院差不多。课程七年,即三年哲学和四年神学,所有圣学(ecclesiastical)科目必须以拉丁文授课,课本也是拉丁文;其他科目可用中文,西方语言除外。
  同时,修院培育强调宁静、祈祷气氛,以培育修生的神修。修院座落于当时偏远郊区的小山上,清幽宁静,路途崎岖蜿蜒。在总修院创办的首十年,华南主教们到访香港时,去看望他们的修生,有时向修生讲课;香港的主教,每年探访修院两三次。有耶稣会士强调要用中文授课,其中两位会士以中文教授天文学及数学,也有一位用中文解释拉丁文法。所有修生在第一年必须学习拉丁文,每星期三晚练习拉丁文会话。[  Ibid, p.116-117.]
  在1935年,华南总修院院长古端敏神父(Cooney)因公务返国爱尔兰,翌年回香港时,除了在伦敦购置了许多理化仪器,还从爱尔兰带回来赤道仪和彗星探镜(Markree Telescope)。他「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把这些器械运来,其动机和理由是因为教宗屡屡嘱令传教的长上,务要使本籍修道生,在俗学和圣学上均有清晰的合法的学识,而本院(华南总修院)同学又具有对科学研究的热诚与愿望,所以本院长上们都以为在可能范围内,须尽量增加设备。」[  卓正賢,同上,頁9。]
  耶稣会士所买的望远镜当时吸引了传媒的注意。据香港的《Hong Kong Telegraph》报章1936年7月11日报导, 该望远镜是全中国第三大, 并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望远镜, 直径达13.4吋, 安置在香港仔的耶稣会士总修院。不过, 望远镜及其他仪器在战事紧张时在1941年拆卸,之后未有再装置复原。[  Morrissery, ibid, p.119-120.]
  华南总修院毕业生廖锡光神父在1941年文章说:「在我们的修院里,除了研究气象之外,还有些修士们是研究天文的。天文和气象是各不相同的,也不容相混的两种科学。」廖神父解释古敏端院长提倡科学的目的,不仅是为加强修生的知识,也考虑到他们将来可以通报气候变幻, 帮助所属的地方社区和居民。廖神父写道:「一则利用这天然的地点,以教导修士们,认识气候变化的情状和关系,使将来晋铎后,或能在自己的传教区里,协助当时的政府,观测和报告气象的变幻,或在气候发生重大变化以前,预先通知当地的居民,知所防患。」[  廖錫光,<華南總修院的氣象測候所與天文台>,《華南/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1931-1991)》1991年, 頁15。]
  当时,东西方知识文化汇聚,总修院另一位教授耶稣会士范达贤神父(Daniel Finn)是首批来执教的爱尔兰会士,能操多国语言,包括中文和日文。他教圣教历史、圣教演讲学及担任神师等职,同时兼任香港大学地理教授。他对香港考古的贡献,发现不少出土古物,在修院附近的南丫岛以至华南一带考古及挖掘陶瓷器。不少修生在课余跟随他考察,他们学懂了很多考古及辨别原始出土陶瓷器。他在代表香港政府参加挪威考古大会时辞世。[  周若漁,<華南總修院與考古家范神父>,《華南/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1931-1991)》1991年, 頁18-19。]
1.2 晋铎及修生情况
  在1934年,总修院首批三位修生晋铎,由恩主教及教廷驻华公使蔡(刚恒毅枢机的接班人)主持。在1937年,华南总修院有65位修生,其中39位哲学生,26位神学生。最高峰曾经有75位,在最初十年晋铎的人数有50人。
  在1938年中日战争爆发,在华南总修院的修生们节省节日庆祝的零用钱,用以賙济大陆受伤和逃亡的难民。日军入侵广东,难民涌进香港,耶稣会士和修生参与援助难民的工作。1941-1946年,香港沦陷,总修院修生转往澳门。
  经过战争蹂躏和大陆由共产党统治,1949年之后,大陆教会不可以再派修生来华南总修院。修生人数下降,也有中国修生来港避难,等候前往东南亚或其他国家继续圣召。
  在1958年,有77位修生。在1960年,人数持续减少,有54人,预计下一年有33人。人数下降及财政都是当时的困难。在1963年,耶稣会获悉总修院将会转交香港教区。
  在1964年,传信部部长政函总修院院长,表示「不再继续修院活动」,在学期结束时关闭。在6月底,最后一批6位修生晋铎,其中3人属于香港教区、两人广东、一人北京。在7月20日正式关闭前,修生代表向耶稣会表示,华南主教们感谢他们照顾了华南总修院(1931-1964)。
  自1964年,耶稣会将修院交回香港教区作为大修院,连同教区的小修院,改称圣神修院。至今仍有几位耶稣会士在校内任教。为耶稣会来说,在1926至1964年间,爱尔兰省区慷慨地向香港派了107名会士,使香港继澳洲成为爱尔兰省区的第二个传教地。[  張學明,同上,頁211。]
  拥有33年历史的华南总修院,以历史计, 是当时多间中国总修院之中最长的。由1931年至1964年期间,华南总修院:
  共有二百三十位毕业生成功晋铎。然而,在这人数不算太多的毕业队伍中,竟先后出现了一位枢机主教、一位总主教、十五位教区主教或辅理主教。其数目之众,中国十一所总修院无出其右。[  林瑞琪,同上,頁31-39。]
  但是从结果来看,这阶段的培育成果是丰硕的,为整个中国的传教工作,提供不同阶级的传教士,也为中国不同教区的教区工作,提供足够的人材。不过,也有不少大陆修生,转往海外华人团体继续圣召,服务普世教会。
  及至1964年,由于政治局面的变易,中国各地都未能再派修生前来学习,华南总修院的光荣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代之而成立的,就是圣神修院。由1964开始至1970年,此时期的修院,主要是培育对象是香港教区的修生。从资料中可以得知,[  參《鐸職天涯:聖神/華南修院金禧紀念特刊》中列出1934-1979年晉鐸的神父,當中在1970年代前後,晉鐸的絕大多數都是香港教區的神父,見頁115-119。]由1965年至1975年这十年间晋铎的神父,多数是教区神父。
2. 第二阶段 (1970-2010年)
  经过六年左右的探索,及至1970年,圣神修院开始一个重要的决定:成立神哲学院,也就是说,把「修院」与「学院」划分出来。为什么有这个决定呢?我们从修院自身的回顾中可以明白:
  一九七O年暑假后,圣神修院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划分成两个相连而有别的单位,即「圣神学院」和「圣神修院」。「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依本教区需要,给有志晋铎的人及愿意服务教会的男女修会人员和教友,提供神哲学教育。[  <香港教區聖神修院發展的歷史與現況>,《鐸職天涯:聖神/華南修院金禧紀念特刊》,1982年,頁27。]
因此,以1970年为界线,本来的「修院」开展了「学院」的部分,而新开设部分的目的,主要是提供神哲学教育,而教育的对象,也从过去的修生,进展到男女修会人员及教友。
  由此可见,由1970年开始,圣神修院对于神学教育工作的取态,已经开始一种深刻而多向度的进程。
2.1 学术水平的提高
  首先是学术水平的提升,学院早年开办的哲学学士课程(PhB)和神学学士课程(STB),先后于1974和1976年获得罗马的宗座传信大学颁授学位及至1997年学院亦得到传信大学的认可,得以开办神学硕士课程(STL)。这课程的开办,具两个重要的讯息:首先,开办神学硕士课程,需要满足更高的师资要求,这代表学院的学术水平的提升;其次,硕士班的出现,代表教育的目的,不再止于信仰知识的基础学习,而是趋向学术发展的建设,希望接受培育的对象,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成为学院的导师,扩大教学的团队,从而让多人能接受神学训练。之后,从2009年开始,上述三个课程成功与香港专上教育法例接轨,获得香港政府的注册登记,学历间接获本地政府承认。
2.2 神学的普及
  更值得留意的是,当时已经意识到神学本地化,首先由神学普及化开始,而这也可以视为往后的日子里,学院发展的重心之一。由那时开始,培育的对象也变得广泛起来,修生以外,也接受其他人士,特别是平信徒成为培育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
  及至1989年,学院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里程,就是开设「宗教学部」,开办夜间的神学学位课程,目的是为平信徒提供一个具系统的神学培育机会。这发展并不是一夜之间如魔术般变出来,而是建立在整个香港教区的发展步伐上。一方面,由1970年开始,学院的课程开放予平信徒报读,虽然报读人数不多,但是一直保持平稳的人数,而渐渐有意见表达,如能因应平信徒的工余时间,相信修读者会更多;另一方面,香港平信徒本身的教育水平日益提升,在信仰生活上,同样寻求明了,是自然的趋势。
  因此,在1989年开始,一个四年制的夜间兼读神学课程,就开始了。课程一开办,教友的反应非常热烈,报读人数甚多,收生也接近五十人。
  由1989至2013年,由宗教学部开设以平信徒为主要对象的课程开始,学院一直关顾到培育平信徒的工作,期间也曾开办不同类型的课程,探索怎样的培育模式,能更有效地,服务教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尝试,就是尝试推出遥距课程。此一模式的推出,正好显示学院的培育对象,从来都不限于香港自身,而是希望以香港为中心,幅射到所以汉语地区的教友。
  2013年,有关遥距课程的探索也趋向成熟,因此推出了神学证书课程与神学普及课程,代表学院就神学培育的发展,一个更全面的发展。
  神学证书课程是以遥距为主体的课程。该课程的所有教材均在网上可以取得,学员可透过网络与导师交流,并且最后以功课来判定学员的学习成果。至于神学普及课程则是以上课为主的学习模式,学员只需要出席课堂,并不需要呈交习作。
  与此同时,我们又开放神学普及课程的课堂,让条件合适的神学证书课程的同学,自由参与,让他们也有多一个学习的机会。
  由于上课的模式多样而变化甚大,这两个课程的教学内容,都按照学院编写的教科书作学习内容,以便学员更容易掌握学习的内容及跟上进度。这两个课程的推出,一方面是学院对培育工作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培育需求所促使的。
(二)反思
  以上简单地回顾过去八十多年来,由修院至学院的神学教育工作的发展。总结经验,归纳为以下几点:
2.1 与团体同行
  从地方教会的角度来看,一所修院或学院的培育,应该与地方教会的发展,保持密切而同位的前进速度,为整个教会团体,更有意义。但是要留意,这个同行的意思,就是二者都要前进,而且是透过彼此的前进,互相扶持,让双方都有一个良性的前进力量。
  以圣神修院神哲学院为例,学院最初的培育对象,只是修生,但是当教会团体继续发展,因应实际的情况,培育的对象就逐步扩展了。当教会团体成长发展,需要有系统的信仰反省的人,就不止于铎职,而是渐次召呼了平信徒。因此,学院也把本来只是培育修生的课程,开放给平信徒,让他们也接受培育。这种开放性,正好整个团体深化信仰,又会衍生出更大的神学学习的热爱,所以再进一步,就开展下一个阶段的培育发展。
2.2 降生式神学本地化进程
  神学培育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让神学本地化,意即让基督的启示真理,与当地的文化高度结合,把文化中的真善美呈现出来,同时彰显其中的信仰幅度。要让神学本地化,必须让当地教友对信仰有更深切的认识,才能让教会团体在实践中呈现文化与启示的结合。因此,神学教育是本地化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关键的一点。
  回顾学院发展的进程,正是无意地吻合基督降生的奥迹。要知道,降生的特点,即在于把无限带进有限,把天主圆满的启示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出来,确是一个奥迹。同样地,学院的神学教育工作,也有相类似的性质。
  如果以学院的发展为例,就更加明显。由早期以培育修生为主,有关的神学教育,主要是以神职的处境为教学的方向;及至平信徒成为培育者,教授者固然会自然地调节自身的教学内容,以便让学习者更容易明白,与此同时,学习者又必然以自身的平信徒的身分处境来吸收所学。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进程。这种情况,在宗教学部的神学课程开办后,就更形明显,因为这课程修读的学员,绝大部分都是平信徒。由是,教授很自然地,会按教学对象,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以便让学员更容易明白。再进一步,最好开办的神学证书及普及课程的导师,绝大部分都是平信徒,而教授的对象也是平信徒,于是又更贴近生活,亦有助于本地化的发展。
2.3 学术与普及的张力
  自1989年学院开办供平信徒修读的神学课程后,神学教育工作究竟应趋向学术还是普及,一直是学院展望前景时反思的重心。从信仰培育的角度来看,修读神学的重点,应该是教友的信仰成长,而这并不是在于读多少书、功课有多少分数、考试的表现如何,能够衡量的;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神学课程应该有足够的学术水平,既让学员能有系统地学习,也期盼他们能够具备一定的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会反馈学院,为学院提供足够的研究者,从而深化神学的内涵。
  为培育司铎来说,这问题并不明显,因为司铎的培育必然是专业的;他们最终会以生命来服务圣言,即使不是向神学研究的方向,必须是很认真的神学学习。但是当培育伸延至平信徒,这个问题就渐次浮现。为平信徒来说,大部分人学习神学的目的,并不是作神学研究,也不是希望成为神学专业,而是深化自己的信仰,更好的为教会或社会服务。
  于是,学院的课程,特别是宗教学部的学位课程,一直就在两者间摇摆。一方面,部分教授与学员要求更严格而专业的学习情况;一方面,更多的教友希望有生活化的学习机会。
  正是由于这种张力,2013年,学院将推出神学普及和证书课程,其中一个原因,即是把学院的两条发展路线,确立下来。由此开始,学院的学位课程,专注于提升学术水平,冀盼培育学术型的平信徒;神学普及和证书课程,以培育深化信仰为主,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模式,让最多的教友得到培育的机会。
  虽然如此,但是这两条路该如何配合发展,仍然是学院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2.4 实践与学习的合奏
  学院培育教会内的修生与平信徒,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传播福音,所以实践是学习的结果,神学学习并不可能是闭门造车,不能是单纯的学究式研习,它必须结合行动和生命,才能是一种圆满的神学学习。
  在培育修生上,学院与修院合作,学院提供学术研习的机会,修院则是实践的地方,二者结合,让修生的生命得以转化。
  至于平信徒的神学实践,则有两个发展的方向:少部分平信徒,在完成学院的课程后,或留在学院修读神学硕士课程,或到外地进修,继续深造。在过去廿多年,也有不少这样的平信徒,而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学业后,也有好几位,选择留在学院,担任教职,实践所学,以神学知识的传递,作为自身的福传使命。
2.5 平信徒毕业生的路向
  另一个发展,则是平信友接受神学培育后,形成自身的使命远景,从而实践。当中的向度很多,这里只选择与神学培育有关的部分,加以说明。
  有毕业同学,创建了网站《论尽神学》,当中的讨论区为不少教友提供论信仰问题的空间,同时也透过答问及主日圣言分享的方法,作信仰培育;有的选择综合所学,在香港其中一个新的堂区里,举办神学课程,培育堂区教友;也有一群神学毕业生,开办一个培育机构及书店,冀透过课程与阅读,为一般教友深化信仰。
  这三类行动,过去廿年来,较大型的行动。实际上,平信徒经受神学教育后,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必然有质变的幅度,而这个转化又必然地呈现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上,并且成为使命的养分,令福音传播行动发芽。
  这些实践,一方面固然是把神学知识普及,让更多教友了解自己信仰的内涵,另一方面,却是在培育别人的过程里,神学生本身重新体会到自身的不足,再投入神学学习当中。
  有少部分毕业生重投神学学习的同学,回到学院里学习,就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把真实的信仰生活,带回神学的世界里,重新探究如何在生命中活出信仰。这包括以下的向度:
A) 如何说明奥秘:神学的核心是基督的奥迹,这不可言喻的启示真理,却需要神学工作者深思、反省、研究,最后,宣讲。为实践的神学工作者而言,如何把艰深的神学思想,回到信仰生活中,是挑战,也是机遇。
B) 如何深化信仰:实践的神学工作者,所以要把神学带到生活,为的是提升信仰,因为没有神学基础的信仰,不容易生根、发芽,成就树木。于是,如何应用神学于生活中,又是另一个重要的向度。
2.6 由点到面的神学交流
  学院的神学培育的另一个经验,是与不同地区的互动,由点的连结,构成一个神学思想的幅射面。这包括几个不同的线,因此形成一个面:
2.6.1 神职至平信徒:学院开办之初,神学部分的教授,全是神职或修道人,平信友只是接受教育的一份子。但是,到了今天,学院拥有多位平信徒担任教授工作,这是一道重要的连系,让圣与俗携手,丰富神学的研习。
2.6.2由香港到中国:虽然华南总修院因内地修生不能来港而停办,但是学院在发展的过程里,从来都以积极的态度,面向内地教会神学培育的需要。因此,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陆续有不同情况的内地修生,到学院学习。他们的参与,不仅是学院为内地教会的服务,同时也提供了新视点、新处境,为神学反省带来不同的素材,促使学院的神学探究,不限于香港一地的本地化,而是具有更广阔的面貌。
2.6.3由海外到香港:这从几个层面来看,有本学院的香港毕业生到海外留学,学成后回学院任教;另一个新趋势,则是内地到海外研习神学的神学生,在毕业后到学院任教,这为学院的神学发展,有很大的互补作用。不同背景的神学工作者必然为其他人带来新的启发与冲击,对谈成为神学本地化重要的推力。
2.6.4 由有形到无线:自从学院推出遥距(远程)模式课程后,某程度上,学院开始尝试以汉语 / 华人神学为主位,为全球的汉语 / 华人服务。整个神学研究的趋向,以香港为本位的本地化进程,一跃而从中国神学本地化的发展轨道。
  以上四个向度,交织成为汉语 / 华人神学的面,虽然这张画纸上空白的地方远比着墨之处要多,但是经过学院多方面尝试,确实为神学本地化带来更多可能性。
(三)展望
  对于学院的未来,发展核心仍然是神学本地化,不论从研究还是培育层面,目标都是一致。现在从下面几方向来看:
3.1 融合性:
  学院位处香港,但是我们期盼的神学本地化,以香港为基础,却不是建立一个以香港文化为主导的神学。反之,学院期望凭借香港的地理、文化特点,成为中、港、台、澳,以至海外华人的神学探究的枢纽,逐步建构具中国特色的神学。
  不同地区固然有不同的实况,因此在具体信仰生活问题上,可能南辕北辙,表面看来,不容易达致共同的神学本地化进程。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文化本身在各华人地区,只是以不同的表相出现,不同地区的相互交流,反而更容易把当中的共同性突显出来。
  学院希望担任这道桥梁,把不同的华人土壤连接起来,长出茁壮的根苖,并且在未来成荫。
3.2 包容性:
  学院过去的神学教育经验,让我们明白到,培育的可能性是多方面、非单一的。不仅司铎、修生需要神学培育,平信徒也需要;不是高知识水平的教友,才意识到培育的需要,其实任何教友都有此渴望和需要。因此,学院规划培育课程上,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尽量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课程,以适合各种程度的培育需要。
3.3 学术性:
  学院过去的经验,深深告诉我们,历史的真正主宰是天主、不是人。我们时常提醒自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而是相信在互动过程中,圣神的工作就得以彰显,学院的发展才不会固步自封,能开放吸纳各方人才和意见,一同为神学工作出一分力,共同创造属于中国人的神学。
  这个特性,为圣神修院发展的未来,迈向天主教大学的路向。因此,现正积极考虑与未来的香港天主教大学结合,成为天主教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天主教神学将成为整个天主教大学内部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再是独立发展,而是与其他学院和学科相互对话,共同进步与发展,不但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话题例如生命伦理、商业伦理,也以神学来影响其他学科,使之具有天主教的特色,形成一个包含了天主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的综合性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圣神修院神哲学院的发展也以天主教大学为平台,发展与其他大学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并进而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的一部分。
  让天主教神学进入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领域,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互动,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让天主教的神学思想降生在中国学术思想之中,成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补充中国文化领域中宗教思想的不足,并进而提升中国文化,这正是耶稣会利玛窦神父的“补儒”战略,也符合天主教会梵二对福传的定义。
  圣神修院成为天主教大学的学院,进而与其他学科与学院进行交流互动,这对圣神修院的神学教育与研究来说,既是机会,更是挑战。因为从此天主教神学的教育、研究与发展,不再是生活在教会的温室里面,可以关上门生活在自己所建立的象牙塔内,可以不问世事,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生活,而是必须敞开大门,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接受现代各种学术思潮的质问与挑战,这就迫使天主教神学有能力面对四面八方的挑战,有能力回答各种质疑,并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迫使天主教神学在与其他学科对话中与相互激励中发展自己,强化自己的体质,这对当代圣神修院的神学家要求颇高,然而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圣神修院也正在为此做准备,新近成立的“原道交流学会”就是对此使命的热身与练兵。自“原道交流学会”2008年成立至今,她就开始联络天主教会大中华圈内的人才,组成一个平台,共同完成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将天主教神学融入中国当代思想学术领域、融入中国文化并提升中国文化的使命。[  原道交流學會,http://yuandao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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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移植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要启示真理这甘美果实上的西方文化的表皮剥开,把它的种子种植在中国的土壤里,再长上参天大树,结成果实,需要的日子还很长。如果说学院是一个农夫,他努力四十多年,可说是只把种子埋在土里,而终于能长出什么样子的植物,结什么果子,能否成橘而不成枳,还有待我们一起努力,为神学培育工作,继续投入自己的热情;携手并肩,圣神必与我们同在,把圣三的光辉,照遍整个中国人的土地上。

关键词: 北橘南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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