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闭幕式 学术总结暨闭幕词

2016-12-05 16:28:51 | 作者:杨慧林 | 来源:信德网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与以往相比,这次会议在组织形式上有所调整,每一个主题的发言、回应和讨论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时间,交流也更为深入。我想这体现了大家对会议的共同期待,亦即从相识、相知、逐渐把握真正的问题,从交流、交锋而最终达致交融。如果能有这样的效果和承担,我们非常愿意与合办单位一起努力,把这个研讨会继续办下去。
    教界、学界和政界的代表共同讨论,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周宁院长、赵学义局长、李平晔副局长,还有中联办协调部的廖勋副部长,这次都是全程参加会议,我相信这使各方面都得到了特别的收获。
    另外我想就会议内容谈一点个人的感受:“宗教对话”始终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词。而且多位学者都讨论到宗教对话的难题何在。有学者提出“对话不是谈判”,我觉得很有意思。谈判是需要结果的,中梵谈判最后也是要有一个协议的,而对话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不是协议。但是从根本上说,谈判的基础正是未必有实质性结果的对话。如果回到西方语境,negotiation既是谈判、也是商谈,同样包含着对话式的交互关系。会议发言中涉及对教宗的采访,其中一句话令我印象颇深,教宗的大概意思是说:对话并不意味着相互妥协,而是了解和承认差异,然后在差异中同行。这才是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在于学者之间,也不只是宗教之间,而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应该分享的精神品质。如果连这么重要的精神品质都不能保持,这个世界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我们的论坛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多年,为什么可以吸引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为什么持续关注一些好象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话题。
    也有发言者提到,其实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上帝在我的一边”(God is on our side)、或者“真理在我手中”(Truth is in our hand),这可能是人类的弱点和通病。对话要解决的就是这样的偏执。也许通过对话才会意识到,我们并不完美,我们的语言和思想也都有自身的限度。因此,相互性、关联性本身就是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当今世界的共识。神学家卡尔·巴特曾说:“如果上帝左手拿着真理,右手拿着追求真理的冲动,我会毫不犹豫地扑向上帝的右手,然后我对上帝说:‘真理还是留在你手里吧!’”一位神学家能这样讲,我觉得很了不起。
    晏可佳教授在发言时提到宗教对话可能展开的方向,并且特别强调宗教对话并不仅仅是宗教之间的对话,更要面对世俗的世界,面对切实的问题。我很同意他的一个看法以现在的标准而论,新中国历史上讨论“”甚至会使用某种“式”仍然包含着,由此被如果将对话理解为一种观念,则一定会超越具体的宗教传统、神学研究和学术话语,而让更多的大众和整个社会去分享,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我认为就此可以从中国传统中找到同样丰富的资源,比如这次在发言中,好几位学者提到“敌对”的问题,什么是“敌对”?中文有“雠仇”之说,从字形上看,“雠”本来就是两个人面对一个“言”字,从而“校雠”亦即校正讹误。那么,“对”则一定成“敌”吗?“雠”不正是对话吗?中国的智慧就是“和而不同”,“和”的关键其实在于“不同”,大家都一样还哪里谈得上“和”?都变成同样的人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对话,对话是理解不同于我们的东西并且尊重差异,而后才有共同前行。
    谭立铸博士的发言,把教宗的一些论说和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Agamben)联系起来。在阿甘本看来:难民和移民的问题其实使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相互移居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使“我们”也经历着“移居或避难”;这样,“地缘政治”和“身份政治”的偏狭必然被改变,“西方现有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种种问题”也得以显现。由此连及当今教宗“超越地缘的政治神学”,或许才可以理解他非同寻常的说法:“福音的传播并非是要人在信仰上改宗。”
    陈建光牧师通过非常详实的材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有很多看上去是经济的问题,却无法用经济的手段予以解决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问题,更是只能借助文化的方式。如他所说:互利互惠不仅仅是利益问题,而是在深层上涉及不同群体的关联性、相互性。
    周守仁神父的发言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神学也是可以从“后现代”的角度重新反思自己的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的。我想,天主教神学家特雷西(David Tracy)恰好与此呼应,他所谓的“多元”与“含混”也可以说是对“历史”和“语言”两大神话的质疑,从而“故事”的根本在于“叙述”,在于“叙述”所建立的意义结构。
    耿占河神父的发言把梵蒂冈在任命主教问题上的根本的关注解释为“爱教”,同时认为中国人对于主教的关键期待则是“爱国”。用“爱国”和“爱教”打通双方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解。
    最后,有学者提到利玛窦方式和“中国模式”。这使我想到“中国模式”(Chinese mode)最初可能并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而至少可以追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富兰克林细读过1691年出版的第一个《论语》英文节译本,并且在《宾夕法尼亚周报》发表过《读孔子的道德箴言》之文章;他认为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即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孔子看到他的国家世风日下,邪恶横行,他首先向贵族游说,使他们服膺德性,于是百姓群起追随。这一模式对人类起到了绝妙的影响。”如果把传教士以来的文化对话和中国自身的思想脉络加以勾连,亦将有助于拓展相关的思考,激活相互的理解,推助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这应该是基督教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的内在精神。

关键词: 研讨会 宗教对话 教宗方济各 求同存异 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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