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家良心活的时候光靠良心恐怕还不行，要跟人家讲理，人家也会说你怕丢别寄平信，寄挂号、快递，但是有这么一位邮递员曾经感动过中国，他一定不会这么说话。来，让他再感动我们一次。

为协助中国教会圣职人员和修女的培育以及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金邦尼也建立了分享企划服务。

尽管如此，平山在《蒙疆天主教大观》中很详细地介绍中国天主教会在教育、社会福祉方面的贡献。宪兵队的秘密电报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公文书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有关正定惨案的宪兵队秘密电报。

我们的学生来自全球五湖四海，有许多学生来自附近的芝加哥南部，北岸、沃基根、哈维、橡树园、霍兰德、密歇根；但也有许多学生来自遥远的澳洲的悉尼、印度的巴特那、中国的北京、巴西的圣保罗、加拿大的魁北克、德国的波鸿等地

（同上，第288页）为纪念梵二闭幕二十周年，1985年11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全球主教代表会议，会中重申天主教会参与大公运动的意愿。

建院二十年间，神学院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一批批青年神父，为中国教会输送了大量新鲜的血液。实践证明，历届毕业生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更有一些在教会的领导届崭露头角，成为地方教会的骨干。　　

1983年教会恢复修院，他便放弃世俗生活成为了“中国天主教神学院”首届学员，毕业后在献县教区由刘定汉主教祝圣为神父，随后在天津教区工作。1996年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进修。

这种关心城镇教友的方法，不但为后来陆续来深圳的神父和修女们所采用，而且，也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教会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径，形成了深圳教会经验之二。

如今我是教友了，可是中国还有那么多同胞不认识基督，我要去传福音、去修道、去跟随耶稣！少年时期的刘炎新是这样梦想的，成年晋铎后的刘炎新几十年如一日也是这样做的。

中国教会如果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传道人，教会复兴可期。许萍莉曾经问过爷爷：“当初如果您一直教书，不去传教，现在每月的退休金得有四五千元，您不后悔吗？”“我从不后悔，没有天主，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