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方面，世俗化引起的政教分离使国家不再是代表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制度的强制力量了。宗教只是一种公共场合的修辞和点缀。

基督新教平信徒的主动精神与他们在教会内的地位有关，天主教的圣统制度虽不能使教会走向平信徒化，但并不影响重新审视平信徒在教会中的作用，依据梵二公会议的精神而更大地提升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在中国教会内成为一股新的并占主流的福传力量

在台湾有五万多受刑人，我已经看了二万七千多了，占一半多。这些人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若是有所改变，那对社会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选择则是其他的宗教。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成年修道的就只出过吴历、刘蕴德、万其渊、陆征祥四位神父和徐诚斌主教等不多的几位，前四位还都是半路出家的。

1698年，郭弼恩神父（CharlesLeGobien）在巴黎出版了一个重要著作，它以此前不久刘应神父（ClaudedeVisdelou，殷铎泽神父一度在杭州的下属及合作者）寄到法国的“忠实回忆”为基础

[4]杨光先撰、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黄山书社，2000年，第17页。[5]夏瑰琦编：《圣教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第283页。

著名的历史学家，《剑桥中国史》两位主编之一刘广京在专门研究美国传教士的哈佛论文集序言里说：一百多年来，许多美国传教士去中国，在中国生活；今天很多美国人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去中国，去告诉中国人、教中国人要信什么

6.刘歆著，《山海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7.袁珂著，《古神话选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8.周小雄宋云著，《圣经的世界观》,河北：“信德”，2016年。

突然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刘从华神父打来的，他在什邡任本堂神父。他说：“绵竹教堂垮平了，还砸死了一个人，赶快帮忙给教区联系。”

[19]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民族出版社1998版，第16页。[20]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