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我们发现后又迅速地返了回来，途中遇见丽文姐正焦急地等待我们这些迷途知返的羔羊。

例如：如果修会有一天因为缺少人力而退出某项工作，主教常会发现自己突然接到一个烫手山芋，抓了瞎。我本人就遇到过这种困难的情况。有人会通知我，某项工作不得不停止，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再有：帮助夫妻在信仰和婚姻生活中成长及成熟，使青年重新发现爱的美善并加深爱与婚姻的相互关系；家庭使徒见证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处在困境中的家庭、贫困家庭、家庭遭受的暴力、童工的创伤、移民和难民的悲剧，以及基督徒遭受迫害

在与普世教会的交往中，我发现中国教会的朋友越来越多。这是我的经验，一定要走出去，让普世教会听到中国教会的声音，由我们亲自去讲好中国天主教故事。

通过对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的采访调查，发现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渴望能与当地教会取得联系。最好事先通过家乡的神父获得所去地区的教堂地址和联系电话，或者两地神父打个招呼。

上海穆斯林首先发现后，公推哈少夫等3位代表前往交涉。消息传至北平后，当地60个寺坊教长及回民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推举马振武等15人为代表，组织华北回民护教团赴南京请愿。

当我们把时间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把空间视角调整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时，我们发现，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形成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壮烈局面。

可是，一发现欧洲具有的文明虽与中国的不同，然程度相等，这就开始不安了。[13]因此，从杨光先等人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在文化心态上过于狭小，缺乏一种宽容、大度文化的心态。

发现他们多不了解中国抗战真相，认为中日同文同种，理应对日亲善；而且，中国又是弱国，以弱击强难以取胜等等。而留埃学生亦函告因日本的虚假反华宣传，致使埃及人士及近东各国对我抗战有许多错误认识。

从去年三次参加纪念利玛窦神父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开始注意海外华人牧灵福传与中国教会的关系,逐渐发现二者的牧灵福传不是分隔的，而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