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他的教学精神让我感动，当时修院里的教材奇缺，主教已经快七十岁了，但仍然不辞辛苦，翻译教学资料、认真备课、讲课，呕心沥血地培养新一代神职人员。

参加交流会的，除了郑瑞平神父，还有于海涛老师的福传分享，通过她的推荐，王丽君开始看《全新生命、全新生活》的教材来学习圣经，于老师告诉她，不懂天主的话，就不知道怎样生活，信仰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化。

虽然中学教材里有篇关于死海的文章，却一直很难把清澈的海水和漂浮嬉水联系起来，死海在我的概念里，应该是粘稠的像结晶的蜂蜜，到了死海边，才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在这个世界最低的地方，海水一样清澈，比重却真的大到可以让人漂浮

重视办好宗教院校，坚持正确办学方针，加强师资和教材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培养更多合格宗教人才。对宗教人才和教职人员开展培训，选拔有能力有条件的宗教界人士到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任职。　　

（歌1:4）“上主自远处显现给她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31：3）圣经既是一本“情书”，就不是一本占卜问卦的灵书，不是讲道材料，也不是研讨教材，更不是惩治手册。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办好、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各类学科和教材中。　　

当时修院在条件、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教室，是一间只有几十平方米的老房子；老师，外聘和兼任行政管理的神父共十位；课程，只能开文学和教理等几门最基本的课；教材，更是奇缺，十年浩劫

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每年举办定期的慕道班，配备专业的师资，有比较成熟的慕道教材，授课时间相对固定，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招募、学习、考核模式。由于学习系统，学员们对教义知识的掌握比较扎实。

为了修士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主教大费脑筋，在北京、上海各处搜集教材。后来，主教还通过任思高圣经学会主任的刘绪堂神父的亲戚关系，使得济南修院的修士们较早地读到了思高圣经。

前者是因为没有中文神学教材，只能把文革中没有被毁掉的教会书籍当作课本；后者是为了尽快建一座主教坐堂，从没有学过设计的他硬是自己琢磨着设计出了一座漂亮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