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目前这种社会转型，宗教团体怎样从自己的理念出发，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该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文章。同时不同的宗教组织，要强化它的社会主体性。

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学等方面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由此来寻找异端邪教在中国大量出现的原因。

我之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为基督宗教提供了一个对中国重新认识、理解或吸纳的机会，但是基督宗教如果不主动地去适应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变化的话，可能就会失去这种机会。

因为中国人口庞大、社会转型、欲望膨胀和道德腐败，所以说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压力之国，更亟需寻觅合适的药方，予以舒缓疗伤和健康发展。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余子侠，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历史考察，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179-205，这里204-205页。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转型的阵痛加剧，这一数据的增长也更加迅猛。

这是中国从依靠政治方式、行政手段处理问题转为依法治国之后，社会转型中必然会产生的旧体制与新问题的矛盾。因此，要解决佛道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产归属问题，必须先要解决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