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单位里驻有军宣队、工宣队，社会还笼罩在极左路线的阴影中。因此，她尽管企盼神父，但并没有对来人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害怕认错人，引出祸端。来人见她表情冷淡，语言敷衍，也没有多说什么就转身离去了。

一次，姥爷随着乡文艺队演出结束后，一位音乐老师对他的乐器产生了兴趣，好奇地问：我见过三弦琴，也见过五弦琴，只是你手中这个四根弦的乐器实在没见过，这到底是什么啊？姥爷哈哈笑答：您怎么可能见过呢？

有时间留给寻求避难所的难民吗？有时间和空间留给天主吗？天主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吗？他能在我们内找到空间吗？或者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动、我们自己生命的空间都占满了？

比如体育组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全民”性运动会（神职队也积极参与）。通过各类的体育比赛，不但增强了修生们积极锻炼的意识，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团体意识。

大型超市的队伍似乎总是一眼望不到头，而收银台的机器又经常刷不出价格，但即便这样，站在队伍最末的人依然气定神闲地排着队。下班高峰时间的城市轻轨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塞满了人，那状况类似中国春运期间的硬座车厢。

祭台搭在邵固十字街上，刮着六七级的大北风候领圣体时，在南北街上我们排着队自北向南走，当我距离送圣体的尹六品三四米远时，看见圣体从一个弟兄手心飞起，我下意识地用目光追踪着圣体，意外发现圣体逆风三四米竟落在我的脚旁边

朔州城区80年代有2000多老教徒，现在这群拐棍队基本去世，新增加的10000多人以中、青年居多，半家信的占多数。

还有所谓的《环境难民》，他们因为自己生活的环境恶化而被迫离乡背井，经常还得丢下他们的财物，去面对危险和不可知的迁徙。面对这种日益增多的现象，我们怎能视而不见？

还有所谓的《环境难民》，他们因为自己生活的环境恶化而被迫离乡背井，经常还得丢下他们的财物，去面对危险和不可知的迁徙。面对这种日益增多的现象，我们怎能视而不见？

大批附近村子的中国天主教难民，在包围之前逃进修道院。所以，内外对峙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即使是修士，也几乎都是中国修士。因为，在范维院长去世以后，这里总共只剩下三名“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