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件、电报、传真到今日的电子邮件，又是一个迅速的跳跃，一次信息化的革命。电子传媒在信息化时代将是我们新世纪福传的重要工具及方式之一。这个变化给我们的福传事业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　　

法国有一个学者有一本名著，历史人类学丛书里面叫（儿童的世纪），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家庭的情感革命和教育革命，这个孩子变成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主体，欧洲十七世纪以前孩子不是独立的主体，跟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一样，

在西方文明的眼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威胁决不仅仅是恐怖主义的兴起，而在于强大的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西方所谓的民主在伊斯兰地区的表现形式是伊斯兰的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这也使人联想到当前的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所谓的革命成功后

由於受到革命政府的迫害，不时地有神父或修女来到维雅内的宅院寻求避难。弥撒往往是在他家或是在朋友家里秘密举行。虽然只有几位神父，但还是能够为信友们举行圣事。维雅内一直等到十一岁才获准开始领圣体。

革命容不得神职人员，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熙笃会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的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

然而，在中国经历了1919年以后的历次革命和运动之后，本土宗教和信仰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而基督教又有非常强烈的扩张性和传教倾向，因此，中国农民在宗教选择不多的情形下频频皈依基督教。　　

历代基督徒都是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的人，如奥古斯丁领军中世纪文化，马丁路德开创宗教改革局面，约翰·卫斯理避免了英国流血革命，威伯福斯废除了黑奴贩卖制度，怀特菲尔德、爱德华兹带来了大奋兴

辛亥革命前后,太虚、屈映光等佛界勇士曾参加和资助过革命,一些佛教徒还组织了僧军、救护队,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战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本地天主教徒也成为革命对象，天主教活动在中国进一步被打压。这阶段中的神学教育的目的及教学方式深受中国的社会状况影响。

1940年，延安清真寺建成后任教长，多次担任陕甘宁边区委员，在抗战期间，他在陇东讲经传教，积极号召广大回族群众到延安去，到革命根据去，到抗日第一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