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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在华教育及伟大的天主教教育家和政治家 —— 马相伯的启迪


2020-09-25 11:29:00 作者:姜有国 (JOSEPH YOU GUO JIANG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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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马相伯于1840年4月17日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满月时便受洗,成长于一个世代天主教家庭里,同时入传统私塾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

12岁时,到上海探访已婚姐姐时,马相伯被这个城市的发展水平深深触动。他于是要求留沪,就读于徐家汇区创办不久的法国耶稣会圣依纳爵公学(Saint Ignace,徐汇公学,徐汇学院)1。在圣依纳爵的学习阶段(1851-70)为他对某些西方教育原则的开放态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关于全人发展和文理并重教育理念。

在公学学习期间,马相伯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及经典,并且攻读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哲学和其他学科。19世纪中叶的中国正值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时期,正是在这个困境中,马相伯开始分辨自己未来报效祖国的道路。

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他于1862年加入耶稣会,致力于哲学、神学和灵修的培育,并于186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继而于1870年被祝圣为神父。在此期间,他与意大利耶稣会神父Angelo Zottoli结谊,后者鼓励他加深对中国经典文化以及西方科学和文学的学习,并以利玛窦为榜样,在科学、文化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中西方对话方面进行努力。

1871年到1875年期间,马相伯任圣依纳爵公学校长。在此四年中,他为奠定学生的中国和欧洲传统文化基础进行了教学改革。一方面,他要求学生在学习西方科目之前首先了解中国经典著作;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促使中国年轻人有更多机会接触西方文化。

1876年,因反对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嚣张气焰,马相伯愤而离开耶稣会。1876年至1898年间,他与清末政府首脑李鸿章紧密合作,进行外交活动和洋务运动。1885年和1887年,马先后赴美国和欧洲。在亲眼目睹欧美大陆的发展之后,他坚信,美国和欧洲大学的教育体系将造益于这些西方国家的发展、兴盛和繁荣。

1901年,他隐退政坛,选择了在上海徐家汇的恬静生活。1903年,他与耶稣会士合作,创立了震旦大学。1905年,他又与其他名人佳士一起开设了复旦大学并出席首任校长。 1911年,他重拾政治生涯,随后在1920年至1936年再次隐归徐家汇。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马相伯几度发表文章勉励国人反抗入侵者,其巨大公众影响力使他成为公认的“爱国老人”。1936年冬,他前赴南京并于翌年被任命为民国政府顾问。日本人大规模入侵中国时,他移居桂林。1938年,当桂林也沦为危险地带时,他又被迫投奔昆明。1939年,在逃亡越南的旅途中,由于身体虚弱,马相伯溘然长逝。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将其遗柩从越南护送回国,并安葬于上海。

耶稣会士教育对马相伯的影响

耶稣会士的教育对马相伯有三重影响。首先,耶稣会士强调,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他们主动承担教育公民的责任,全力以赴地投入培育人才改变社会的理念。在参加上海圣依纳爵公学之前,马相伯接受的是纯正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教育,对西方思想并不熟悉。通过接触西方教育和技术,再加上在圣依纳爵公学的学习和耶稣会士的经历,东西方文化开始在他的思想中交汇。

其次,耶稣会士的教育突出了传统经典学习与全人发展的融合。马相伯从中汲取并制定了一个旨在培养创新人才的计划。他的导师圣依纳爵公学院长晁德莅神父不仅向他传授科学、哲学和经典,还鼓励他以自己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责任感为国家精诚服务,无私奉献。

最后,耶稣会重视科学的思想对马相伯影响深远:他深知科学不仅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并且将有助于培养公民坚实的世界观。

“震旦”,“复旦”和“辅仁”大学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1903年,马相伯与耶稣会士合作创办了震旦学院(外文名Aurora)。在古汉语中,“震”是指东方,“旦”是指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因此,震旦这个名字象征着中国光明未来的开始,就像东方的曙光预示着新的辉煌一天的到来。大学的创立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著名的晚清政府改革家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赞扬了该教育机构,称其为第一所旨在追求真正西方知识的完整而合理的私立学校。马相伯对管理震旦学院的三个基本标准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1905年,马相伯与法国耶稣会士之间由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误解引起分歧,从而离开震旦,创办复旦大学,并继续秉承同样教学愿景和理念进行对中国青年的教育工作。当时,法国政府是法国耶稣会在上海开展活动的主要支持者。

基于对中国现代天主教大学的愿景及其对年轻人全人教育的重视,马相伯将哲学、人文、宗教和科学的基本知识置于教学计划的中心,并强调东西方传统的融合。1912年,马相伯及其好友著名天主教学者英敛之创建了辅仁学社。1925年,学社改名辅仁大学,时以北京天主教大学著称。

作为前耶稣会士,马相伯在神学、哲学、人文科学、中西方传统文化方面均受过良好教育,深愔教育是提高大众技能和培养社会栋梁的必经之路。他与其弟子蔡元培倡导用美学代替宗教的观点不同,坚信宗教是人生、社会秩序、文化发展和道德培养的基础。他曾引用著名化学家安德烈·杜马(Jean Baptiste Dumas)的有关评论,认为科学无法解释生命来自何方,也不能预测它将何去何从;因此,宗教是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1952年,震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其化学系由新建的华东化工学院接管,医学院也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合并。复旦大学自创建以来始终享有中国最佳大学之一的美誉。

此外,政府还将辅仁大学与其他学术机构合并,它们依次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1961年,通过中国主教团、耶稣会和圣言会的共同合作,辅仁大学于台湾复校。

教学计划发展

马相伯为震旦大学制定的教学计划在体现耶稣会教育理念的同时,也反映它对西方知识与中国文化和传统融合的重视。

他经常谈到科学和文理并重教育的重要性。第一批学生记录了导师马相伯的这些话:“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当录取新生时,马相伯择优选录那些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并且具有良好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人选。

马相伯对以上方面的关注具体表现有三:1)深通经典并具有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助于达到优雅而准确的翻译;2)广泛的中文书籍知识和对时事的了解,有助于筛选需要翻译的西方作品;3)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及表现,是面对严格的课堂学习和长期的个人学习所必需。

学生必须深入学习拉丁语并专攻一门现代欧洲语言。所有语言课程都首先着重于古代或现代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教科书中包括有莎士比亚、西塞罗等同类作品。马相伯坚信语言学习是理解西方文化的必要工具。为了教授拉丁文,他还亲自编写了一本手册《拉丁文通》。

此外,所有学生必须将自己的知识延伸到文学领域之外。文科学生必须熟读不同哲学流派和其他学科的书籍;理科学生必须具备物理、化学、数学和天文学领域的技能。这两个学科的学生均需努力增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与其他宗教性质学校不同,马相伯并没有在震旦的教程中加入教理课程。1925年,作为辅仁大学的联合创办人,马相伯协助制定的教学计划分为以下五个部分:1)神学和哲学; 2)中文和外语;3)自然科学;4)社会学;5)历史。他认为,神学和哲学是认识世界和尊重生命的基础。此外,这两个学科也是有助于学习所有人类知识的可靠源泉。中华民国成立后,马相伯还提议参考法国学院模式建立一所包括以下三个主要类别的科学院:数学和物理学;伦理道德和政治学;文学和美术。

按照马相伯的教育理念,现代中国大学只有在具备行政自主权的条件下,才能对教程进行自由创新和改革。因此,在担任震旦和复旦校长期间,他倡导施行学生自治制。每个学期,学生自治的职责范围以及负责人名选由学生自己讨论决定。此外,他们还推选学生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负责大学的所有行政工作。大学的所有成员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马相伯认为,大学应该成为实践民主原则、帮助学生成长和互融的地方,他们不仅要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而且要在心理、情感和社会多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教师的作用

震旦大学创建伊始,马相伯在就希望它能够采用欧洲学院风格。同时,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其中结合一些书院的形式。“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教育制度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马相伯在震旦大学的角色既重要又非正式,做法很像传统书院的老师。他希望通过基本原理和方法启发门生发现各自的学习方法。必修课基本上是入门课程,对每个学术领域的基本要素和规则进行介绍。马相伯本人也参加对学生的指导,带领学生将理论实际应用于他们所学学科中的复杂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带来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成为震旦大学的特征。

马相伯强调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他反对传统模式,不赞同它基于学生的不求甚解、死记硬背以及老师的传统式灌输。教师的作用不是传授非系统性零散知识,而是一路伴随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只有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学生的成长,才能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出色人才,为促进国家和社会利益做出贡献。

马相伯的身体力行及其对学生和人文教育的不懈努力启发了无数人,其中包括在社会、文化、教育和科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名士,例如李登辉、蔡元培、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于右任、竺可桢和童第周。马相伯认为,教师对学生的培养应包括促进其品格和意志的形成,克服自私和冷漠,建立以尊重他人和承担责任为基础的自由理念。他曾表示,教师是社会关怀意识的代表,他们除了传道授业,还需要承担培养道德观念和振兴国家的重任。他们肩负着从教育和文化角度培养学生成长的使命。教师必须身体力行地引导和启发学生。

马相伯认为,学习应是每个人一生中持续不断的过程。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培养他们在责任意识指导下行使自由。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不应停留于学术指导,还需要参与学生的生活,关心他们每个人的智力、情感、道德和灵性发展,并帮助每个人建立团体成员应具备的自我价值感和责任心。

耶稣会教育方式的基本原则是对每个学生进行“全人关怀”(拉丁文cura personalis),这也是马相伯教育理念的核心。他认为,这种个人关照不仅限于师生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学习计划和整个教育机构的内部生活。接替他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继承并发扬了基督宗教的教育价值观和耶稣会教育方式,取中西方科学和知识传统之长,并将它们融会贯通。他教导学生要具备献身精神和为团体服务的思想,鼓励他们为社会服务并随时准备献身于他人。

马相伯先后担任震旦和复旦大学的校长职务,尽管工作繁忙,他对加强学生的修辞培训毫不放松。修辞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通常不实行,但却是耶稣会教育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科目,它旨在训练学生进行清晰的创新思考,有助于提高表达能力。为此,每周日上午举行的演讲课要求学生分别就特定话题(通常有关时事)发表演讲,其他人可以发表评论或予以反驳。这有助于培养学生掌握清晰准确的表达方式。

震旦除每周一次的时事练习之外,还进行三次军事训练,并鼓励学生担任教学机构中的行政职务。魏扬波(Jean-Paul Wiest)认为,以上特征反映了马相伯革新自强拯救中华的教育理念。例如,关于时事问题的辩论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当代中国问题;军事训练可以为他们献身于革新中国的理想做准备;行政职能的参与可以逐步锻炼他们对民主价值的实际应用,为将来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完成更重要的任务奠定基础。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马相伯的这种创新性教育观念在其得意门生蔡元培身上结出硕果。蔡元培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中国学者,1917年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结合马相伯的教育原则以及北大经验,采纳并实践了洪堡的大学理念。他的目标是制定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计划,并要求所有学生首先必须参加一些哲学基础课程。蔡元培倡导的北京大学新课程旨在一方面塑造每个人全面发展的个性及品格,一方面培养和发展学生对艺术、科学、文学、军事学科、伦理、美学和其他学科的透彻了解。

道德在人文科目中的重要性

19世纪初,许多因素开始影响到文艺在文科中所占的首要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大学模式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这种模式以研究为重,尤其是在应用科学领域表现更为突出。尽管如此,西方大学并没有忽略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自古便有书生奋发学习、力争出类拔萃以光宗耀祖之传统。马相伯认为这种成功没有意义,并强调尽管科学是现代化的重要元素,但文科的伦理维度对社会和个人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如果社会或个人缺乏道德教育和承诺,那么教育也就沦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将失去培育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高尚的公民之作用。

马相伯曾公开感慨道:人人都在大谈科学,而不是良心和宗教。对于那些只为职业、家庭或个人荣耀而学习的学生,他说,年轻人之所以被称为“大学生”,不是因为大学里的大型建筑,也不是因为他的年龄或仍未拿到像老师一样的薪金,而是出于道德对其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他激励在校大学生必须加强自己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培养。

马相伯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民众的知识水平,而且还反映在它的道德水平,包括这个社会对其所有成员在社会伦理和行为模式上的规范。对于马相伯来说,一个没有道德基础的社会必定像清朝末年一样沦入腐败。因此,教育应强调道德,重视人类生活的精神层面。他在一封写给袁世凯总统关于文理学院计划的信中表示,道德就是国家的灵魂……如果想复兴传统道德,就必须进行传统教育。

马相伯希望建立一个可以同时实现他的教育理念、积极的爱国思想、道德价值观和精神培养的教育机构。在辅仁大学期间,天主教精神是其建立现代化中国教育思想的道德指导。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指出,马相伯坚信教育、爱国和道德相辅相成,紧密相连。

结论

从震旦到复旦,从中国科学院到辅仁大学,马相伯致力于融合中西文化和文理学科,他的教育理念既具有传统元素又饱含自由主义特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和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内在价值。尽管他的梦想未得以完全实现,但其教育理念中的一些基本因素可以为完善当代中国教育体系所需提供参考。

今天,马相伯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仍具有极大现实意义。它以耶稣会全人发展原则为导向,强调培养公民的创新和批判性思维、道德观念以及社会责任感,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仍具有启迪作用。大学必须建立组织结构并采取鼓励措施,促进各个学科之间、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进行不断对话。中国政治决策人、高校领导和大学教师也将需要根据当前和今后的社会需求重新规范教育内容和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圣依纳爵公学始于1850年,是法国耶稣会士在耶稣会遭到镇压后于1842年返回中国后在上海开始进行的第一批活动之一。徐光启是利玛窦的最知名弟子,也是十七世纪初期上海天主教社团的创始人,耶稣会士在其墓地所在地Zikawei区(徐家汇,今天通常被称为“徐汇区”)建立了主要传教基地,修建了住宅、教堂、教会学校、初学院、小修院、大修院、孤儿院、手工艺和艺术学校、气象和天文观测台以及两个修道院。二十世纪初进行了扩建和翻新的圣依纳爵教堂是现今上海主教座堂。马相伯于教会学校在晁德莅神父(Angelo Zottoli)的指导下学习并在之来成为校长。该校在1880年迁入同样坐落于徐汇区的另一栋精美新建筑物中。这座保存完好的建筑如今已成为博物馆,内存耶稣会教学实践和马相伯及其导师的历史记录。这所教会学校至今仍是上海最著名的高中之一。

(来源:《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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