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合一开始变得愈来愈困难,随着1951年圣座驻中国公使黎培理总主教(AntonioRiberi)被迫离开,中国天主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受到严重损害。
应比利时天主教会鲁汶南怀仁基金会主席若瑟·德凯瑟枢机主教的邀请,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委派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郭金才主教、裴军民主教、崔庆琪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新红主教及主教团副秘书长丁杨神父一行5人于
1.中国修道人现况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无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突飞猛进的发展,宗教比较自由了;修道人接受培育的机会多了,慈善事业也不断兴起,可是修道人服务的精神品质很差,教会的许许多多的男女修道者表现的人格都不够完善
赵主教说:在历史上中国和韩国的教会就有交流和互助,我们现在要珍惜保持这种友谊,希望两国教会有更大的发展。耶稣圣心侍女会,本笃会,沙尔德保禄会为教区和不同国家和地区贫困及边缘人群服务。
我们只有了解复兴的定义,才能明白我们的教会是否在复兴或曾被复兴。
首位宗座驻华代表(1922-1933)刚恒毅总主教(CelsoCostantini)认为《夫至大》的内容就是教宗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而撰写的:“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发的有关中国传教事业的宗座牧函(MaximumIllud
过去,外国传教士也曾试图在中国教会推行中文礼仪,为此将一些拉丁文的经文译成中文,但是没有形成中国礼仪的本地化。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教会开始酝酿进行礼仪改革。
2011年5月,德国教会的中国中心主任温安东神父邀请本人就中国的移民课题以及教会回应为其专题讲座写一篇文章。
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中国基督教内部得到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与未能获得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同时在发展,它们与政府的关系都不正常。
这种情形下,罗马教廷意欲摆脱法国保教权对中国教会的掌控,改变天主教在华的处境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