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笑感天恩
2012-04-09 10:41:02 作者：谢照清 来源：《信德报》2012年3月29日，第12期（总第483期）
今年夏历二月花朝，是我80周岁生日。早在两年前，就有我的学生和朋友说要提前为我贺80岁生日，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去年竟有一位把一副装裱精致的贺联送到我的小厅里挂起来了。别说烟酒，连茶也未奉敬一杯，这笔账我还欠着。
我的孩子们也支持我不办寿庆的观点。在我这80初度的日子里，正逢我们教会的“四旬期”，我想趁此简略地回顾一下我这80年来，在天主的关爱下，走过的信仰之路，重温上主在我人生旅途的每个重要时刻，给我的深恩厚德。
儿时，常听母亲说，我出生后身体特别不好，几个晚上丢在摇篮里不抱上床，是没打算养大的。就在我出生那年，母亲由一位亲戚带领领洗进了天主教。母亲信仰虔诚，我获得了新的生命，两岁时我即领洗。我家当时住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家里很穷，也就在我出生那年，父亲左腿患疾，因无钱医治而致残。我父亲和大哥都没有上过学，二哥上教会学校。为了生计，父亲请人在路旁搭一间草棚，摆个小摊，我常帮着到山外用篮子进进货，边读私塾边帮父亲记记账、收收账。主日和瞻礼，总是跟着母亲去十里外的小圣堂望弥撒。感谢天主，我的童年生活苦中有乐。
我17岁那年家乡解放，山区贫困落后，我还算是一个“文化人”，第二年被推选为乡政府秘书。这期间，区政府领导经常来乡里指导工作，工作组长劝我从政，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劝我当教师。我征求家人的意见，都说由我自己作主。我看得出来，父母亲是倾向我当教师的，于是我选定了教师这个职业。不久，天主又赐我更大的恩典——终身伴侣。妻子阮德肋撒和我结合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信仰上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从未产生过分歧，历经风雨，一路走来，无怨无悔。在那“信教有罪”的年月，我们时刻牢记老裴神父的教导：“把圣堂建在自己的心中。”1957年反右斗争，学校是重灾区，我算是有惊无险，划为“中右”。1966年“文革”，因二哥留学国外，我受牵连挨整遭批斗。最难忘的是1969年的春，又推行新政策：凡在外地工作的教师，一律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回原籍拿完了三个月工资就地当农民。这时，我已有6个孩子，最大的13岁多，这个八口之家靠两个“半劳力”怎么活下去呢？回原籍后，虽然挨批斗，但幸好没有停发工资，还安排了工作，带中学毕业班语文，但不能当班主任。后来，由于我工作努力，就先后任职高中重点班班主任、教研组长、教育组函授组长。有一句话说：苦难是天主化了装的祝福。我对此深有感受。于今，每当我在圣堂中唱到《荒漠甘泉》“主啊！你爱多深，主爱多深，你使险境化为夷，你名当赞美”时，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充满对天主的无限感激之情。
在教育孩子成长方面，天主也给了我许多智慧和能力。在那“读书无用”盛行的年代，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岁月，我和妻子含辛茹苦，义无反顾地让每个孩子上学读书，当时不少好心人劝我们别让孩子上学，为生产队放牛、看鸡，哪怕每天一个孩子挣得一分、半分工，也可挣点口粮。但我们坚持让孩子们读书，我的一儿七女，除一两个外，都受过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后，有人说我有远见，只有我和妻子、孩子们心里最清楚，是谁的力量和智慧使他们成人成才的。
我于1983年51岁提前退休，原以为退休后生活散淡，其实不然，我先后被选为市台联理事会理事、海联理事会理事、区连续三届政协委员，感谢天主给了我们一定的社会地位，能为光荣天主、为教会做点事。为落实宗教政策，多次同城区几位老教友一起，找市宗教局领导要求落实城关天主堂、三江口教会学校房舍……在此期间，市政府要在全市高中退休的文史教师中，选聘一名教师参加编纂《鄂州市政府志》，经遴选考核，我有幸受聘，和档案局一位副局长共同编写这部专志。我对修志业务未曾参与过，最初总担心不能完成任务，可是从搜集资料到编印成书，经过两年时间，不但圆满完成了任务，我还被评为“编志先进工作者”，谢主隆恩！
回顾我退休后这近30年时光，想来我真的没有虚度，除了为社会、为教会做了点有益的事外，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让接触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名天主教忠实信仰者，对此我引以为荣。我是退休后迁来黄石定居的，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去教堂，我的儿孙30余人信仰也都很虔诚。1988年起，我和妻子、孩子三次到陕西朝圣。1993年，我们去上海佘山朝圣，受到了龚秋生神父和修士修女们的热情接待。这几次朝圣，大大坚定了全家人的信仰。我的外孙10岁学辅祭，有个曾外孙3岁多时，遇到身体不适就说：“请老公公老家家给我洒圣水！”教友们夸赞孩子，我感到很欣慰。在此，我借用圣保禄宗徒一句名言来表达我写这篇小文的感慨：“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弟后4:7）。
最后，用我日前填的一阕小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①杖朝：八十岁的代称
我的孩子们也支持我不办寿庆的观点。在我这80初度的日子里，正逢我们教会的“四旬期”，我想趁此简略地回顾一下我这80年来，在天主的关爱下，走过的信仰之路，重温上主在我人生旅途的每个重要时刻，给我的深恩厚德。
儿时，常听母亲说，我出生后身体特别不好，几个晚上丢在摇篮里不抱上床，是没打算养大的。就在我出生那年，母亲由一位亲戚带领领洗进了天主教。母亲信仰虔诚，我获得了新的生命，两岁时我即领洗。我家当时住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家里很穷，也就在我出生那年，父亲左腿患疾，因无钱医治而致残。我父亲和大哥都没有上过学，二哥上教会学校。为了生计，父亲请人在路旁搭一间草棚，摆个小摊，我常帮着到山外用篮子进进货，边读私塾边帮父亲记记账、收收账。主日和瞻礼，总是跟着母亲去十里外的小圣堂望弥撒。感谢天主，我的童年生活苦中有乐。
我17岁那年家乡解放，山区贫困落后，我还算是一个“文化人”，第二年被推选为乡政府秘书。这期间，区政府领导经常来乡里指导工作，工作组长劝我从政，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劝我当教师。我征求家人的意见，都说由我自己作主。我看得出来，父母亲是倾向我当教师的，于是我选定了教师这个职业。不久，天主又赐我更大的恩典——终身伴侣。妻子阮德肋撒和我结合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信仰上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从未产生过分歧，历经风雨，一路走来，无怨无悔。在那“信教有罪”的年月，我们时刻牢记老裴神父的教导：“把圣堂建在自己的心中。”1957年反右斗争，学校是重灾区，我算是有惊无险，划为“中右”。1966年“文革”，因二哥留学国外，我受牵连挨整遭批斗。最难忘的是1969年的春，又推行新政策：凡在外地工作的教师，一律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回原籍拿完了三个月工资就地当农民。这时，我已有6个孩子，最大的13岁多，这个八口之家靠两个“半劳力”怎么活下去呢？回原籍后，虽然挨批斗，但幸好没有停发工资，还安排了工作，带中学毕业班语文，但不能当班主任。后来，由于我工作努力，就先后任职高中重点班班主任、教研组长、教育组函授组长。有一句话说：苦难是天主化了装的祝福。我对此深有感受。于今，每当我在圣堂中唱到《荒漠甘泉》“主啊！你爱多深，主爱多深，你使险境化为夷，你名当赞美”时，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充满对天主的无限感激之情。
在教育孩子成长方面，天主也给了我许多智慧和能力。在那“读书无用”盛行的年代，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岁月，我和妻子含辛茹苦，义无反顾地让每个孩子上学读书，当时不少好心人劝我们别让孩子上学，为生产队放牛、看鸡，哪怕每天一个孩子挣得一分、半分工，也可挣点口粮。但我们坚持让孩子们读书，我的一儿七女，除一两个外，都受过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后，有人说我有远见，只有我和妻子、孩子们心里最清楚，是谁的力量和智慧使他们成人成才的。
我于1983年51岁提前退休，原以为退休后生活散淡，其实不然，我先后被选为市台联理事会理事、海联理事会理事、区连续三届政协委员，感谢天主给了我们一定的社会地位，能为光荣天主、为教会做点事。为落实宗教政策，多次同城区几位老教友一起，找市宗教局领导要求落实城关天主堂、三江口教会学校房舍……在此期间，市政府要在全市高中退休的文史教师中，选聘一名教师参加编纂《鄂州市政府志》，经遴选考核，我有幸受聘，和档案局一位副局长共同编写这部专志。我对修志业务未曾参与过，最初总担心不能完成任务，可是从搜集资料到编印成书，经过两年时间，不但圆满完成了任务，我还被评为“编志先进工作者”，谢主隆恩！
回顾我退休后这近30年时光，想来我真的没有虚度，除了为社会、为教会做了点有益的事外，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让接触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名天主教忠实信仰者，对此我引以为荣。我是退休后迁来黄石定居的，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去教堂，我的儿孙30余人信仰也都很虔诚。1988年起，我和妻子、孩子三次到陕西朝圣。1993年，我们去上海佘山朝圣，受到了龚秋生神父和修士修女们的热情接待。这几次朝圣，大大坚定了全家人的信仰。我的外孙10岁学辅祭，有个曾外孙3岁多时，遇到身体不适就说：“请老公公老家家给我洒圣水！”教友们夸赞孩子，我感到很欣慰。在此，我借用圣保禄宗徒一句名言来表达我写这篇小文的感慨：“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弟后4:7）。
最后，用我日前填的一阕小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临江仙·八十抒怀
春暖江城花烂漫，杖朝①贺我生辰。李桃内外果芬芳。收成虽菲薄，足可慰耕耘。
回首几多风雨路，孑然惆怅消魂。静心倾诉了无限。预知其底细，含笑感天恩。
①杖朝：八十岁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