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橘南枳？

引言
　　在《晏子春秋》一书，有个小故事，关于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为羞辱晏子，把一个犯了罪的齐人带到席前，然后向晏子说，齐人是否也是这种德性。晏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自此，「北橘南枳」这成语，代表人或物品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变质。当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神学本地化时，它的含意却又有微妙的变化：如果启示真理是一个果种，而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片土壤，果实有所变化，或甜或酸，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无论果实怎样，仍然是同一个果种，因为它的本质是天主的启示真理。
　　从这句成语入手，我们不难看出，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过去近九十年的神学培育工作，正正是要把西方文化所孕育的那个「橘」，移植在中国的土壤上而成「枳」，却要保持信仰的「原味」。
　　在本文里，我们首先将圣神修院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看看过去的日子里，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如何勤奋翻土，努力栽种；接着我们会总结经验，展望将来，希望能让整个中国的土地，都长满甜美的本地橘子。
（1）华南总修院及圣神修院的发展
1. 第一阶段（1931-1970年）
　　要谈天主教会在香港神学培育的起点，不能不由华南总修院（即今天的圣神修院）说起。华南总修院于1931年在香港创办，当时选址香港，是由于政府能提供土地及社会相对稳定。[ 參林瑞琪，＜華南總修院簡史及其對教會當前的影響＞，《鼎》，（2004：135），頁33。]至1970年近40年间，培育神职人员的工作，主要由耶稣会会士负责，他们不仅为华南各教区准备铎职人员，也为发展神学教育奠下基础；中国修生亦从他们身上学习普世教会的知识及西方文化。
　　自天主教传入中国，历任教宗鼓励中国教会发展本籍神职班。教宗本笃十五世在1919年的《夫至大》通谕，谈到培养本地神职的重要性，因为福传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由外籍传教士管理的教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由本地神职领导的本地教会。通谕并未专指中国，但其指涉的现象符合中国实况。教宗说：
　　盖筹备本地铎曹，非令其以较卑之服务，辅佐外来之传教人也；乃令其负荷天主之任命，于管理本籍人民，终有一日确能承受之也。
教宗还提到传教士的学问培养非常重要，圣学和俗学都需要教授：
　　倘于此类宣传真道者，反为从事诡道者所压胜，亦太不成事矣！以故凡蒙主召，供传教使命时，诸修道学生应如法陶养之。而按各科课程，圣学欤，俗学欤，凡为传教士所需要者，法当一一教授之。[  陳方中，〈夫至大通諭〉，《恆毅》通訊, 第556期,2009年12月。http://www.cdd.org.tw/Costantinian/556/55624.htm]
　　教宗比约十一世于1926年颁布《圣教会已往的成绩》通谕，劝勉各地传教士创办修院，栽培本籍神职人员。同年, 他祝圣六位中国籍主教，及派遣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Celso Costantini）。当时，中国教会各方希望中国教会将来毋需外籍司铎辅助，就如「公教之管理，于法国为法籍，于德国为德籍，于意国为意籍，于美国为美籍，于英国为英籍，推而至于中国，即亦必全属之于中国籍」。[  程野聲，<華南總修院成立十周週年紀念獻辭>,公教報, 1941年12月1日, 轉載於《華南/ 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 1992年, 頁6-7。]
　　在1924年，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中国天主教会议，会上其中一项议决，在国内成立14所总修院（至1936年，十一所先后成立，包括华南总修院），以培育本籍神职人员。翌年，粤、闽主教们在香港开会，决定在香港创办华南总修院，使准备接受铎品的青年接受高深的教育，更好的传扬福音。[  卓正賢, <華南總修道院史略>,公教報, 1941年12月1日, 轉載同上, 頁8-9。]
　　刚恒毅总主教开始筹建华南总修院等，目的是为适应中国传教的需要，训练本籍的圣职人员为宗旨。华南总修院的奠基石刻载有其成立宗旨：「此修院廼教宗比约十一世关怀教务发展起见，谕令圣伯多禄工程处赐款建筑，借以善德圣道栽培中华志士，造就司铎尊位，俾易于化导本籍国民，皈依基利斯督。」[  提字載於聖神修院奠基石刻上。]
在1927年，刚恒毅总主教得到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觉主教（Henry Valtorta）承诺，负责买地及筹建事宜，建立了华南总修院，主权属于传信部；并且邀请爱尔兰耶稣会士负责该修院。
　　在1926年恩主教邀请能说英语的耶稣会来到香港协助办学。在1931年，当爱尔兰耶稣会士获授权在华南总修院教授和主理院务时，他们已经负责香港大学一间学生宿舍和计划发展中学教育。[  張學明，<香港的耶穌會士（1926-1991）>, 《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夏其龍、譚永亮編, 2011年, 頁168。]
　　在华南总修院创办首年，从华南各教区来的修生人数很少，只有17人，第二年25人。1933年，修生人数已见增加，由广州、江门、香港及福建等派往的小修生，有54人。由1934至1941年，人数常在60至70之间，来自教区增加了，包括汕头、嘉应、韶州、北海、海南及广西梧州等，也有四位从东南亚的北婆罗州和一位从沙捞越教区来的修生。[  黎正甫, <修院創辦的宗旨與聖召的培育>, 《華南/聖神修院紀念金禧特刊(1931-1981)》,1982年, 頁23。]按耶稣会士的记录，在1935年，有11位新生, 全院有56人，其中19位攻读神学。[  Thomas Morrissery, SJ, Jesuit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Beyond, Irish Jesuit Mission – its Development (1926-2006), Hong Kong, 2008, p. 119.]
1.1 圣、俗学科同样重视
　　耶稣会士按照教宗的指示培育本籍司铎。因此，修院的培训过程，制度和展望都与其他高校不同，修院的目标不在于学生毕业，而是在乎他们的晋铎，因此，很多方面与一般学府不同。教廷指示华南总修院一个高等课程，与西方修院差不多。课程七年，即三年哲学和四年神学，所有圣学（ecclesiastical）科目必须以拉丁文授课，课本也是拉丁文；其他科目可用中文，西方语言除外。
　　同时，修院培育强调宁静、祈祷气氛，以培育修生的神修。修院座落于当时偏远郊区的小山上，清幽宁静，路途崎岖蜿蜒。在总修院创办的首十年，华南主教们到访香港时，去看望他们的修生，有时向修生讲课；香港的主教，每年探访修院两三次。有耶稣会士强调要用中文授课，其中两位会士以中文教授天文学及数学，也有一位用中文解释拉丁文法。所有修生在第一年必须学习拉丁文，每星期三晚练习拉丁文会话。[  Ibid, p.116-117.]
　　在1935年，华南总修院院长古端敏神父（Cooney）因公务返国爱尔兰，翌年回香港时，除了在伦敦购置了许多理化仪器，还从爱尔兰带回来赤道仪和彗星探镜（Markree Telescope）。他「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把这些器械运来，其动机和理由是因为教宗屡屡嘱令传教的长上，务要使本籍修道生，在俗学和圣学上均有清晰的合法的学识，而本院（华南总修院）同学又具有对科学研究的热诚与愿望，所以本院长上们都以为在可能范围内，须尽量增加设备。」[  卓正賢，同上，頁9。]
　　耶稣会士所买的望远镜当时吸引了传媒的注意。据香港的《Hong Kong Telegraph》报章1936年7月11日报导, 该望远镜是全中国第三大, 并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望远镜, 直径达13.4吋, 安置在香港仔的耶稣会士总修院。不过, 望远镜及其他仪器在战事紧张时在1941年拆卸，之后未有再装置复原。[  Morrissery, ibid, p.119-120.]
　　华南总修院毕业生廖锡光神父在1941年文章说：「在我们的修院里，除了研究气象之外，还有些修士们是研究天文的。天文和气象是各不相同的，也不容相混的两种科学。」廖神父解释古敏端院长提倡科学的目的，不仅是为加强修生的知识，也考虑到他们将来可以通报气候变幻, 帮助所属的地方社区和居民。廖神父写道：「一则利用这天然的地点，以教导修士们，认识气候变化的情状和关系，使将来晋铎后，或能在自己的传教区里，协助当时的政府，观测和报告气象的变幻，或在气候发生重大变化以前，预先通知当地的居民，知所防患。」[  廖錫光，＜華南總修院的氣象測候所與天文台＞，《華南/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1931-1991)》1991年, 頁15。]
　　当时，东西方知识文化汇聚，总修院另一位教授耶稣会士范达贤神父（Daniel Finn）是首批来执教的爱尔兰会士，能操多国语言，包括中文和日文。他教圣教历史、圣教演讲学及担任神师等职，同时兼任香港大学地理教授。他对香港考古的贡献，发现不少出土古物，在修院附近的南丫岛以至华南一带考古及挖掘陶瓷器。不少修生在课余跟随他考察，他们学懂了很多考古及辨别原始出土陶瓷器。他在代表香港政府参加挪威考古大会时辞世。[  周若漁，＜華南總修院與考古家范神父＞，《華南/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1931-1991)》1991年, 頁18-19。]
1.2 晋铎及修生情况
　　在1934年，总修院首批三位修生晋铎，由恩主教及教廷驻华公使蔡（刚恒毅枢机的接班人）主持。在1937年，华南总修院有65位修生，其中39位哲学生，26位神学生。最高峰曾经有75位，在最初十年晋铎的人数有50人。
　　在1938年中日战争爆发，在华南总修院的修生们节省节日庆祝的零用钱，用以賙济大陆受伤和逃亡的难民。日军入侵广东，难民涌进香港，耶稣会士和修生参与援助难民的工作。1941-1946年，香港沦陷，总修院修生转往澳门。
　　经过战争蹂躏和大陆由共产党统治，1949年之后，大陆教会不可以再派修生来华南总修院。修生人数下降，也有中国修生来港避难，等候前往东南亚或其他国家继续圣召。
　　在1958年，有77位修生。在1960年，人数持续减少，有54人，预计下一年有33人。人数下降及财政都是当时的困难。在1963年，耶稣会获悉总修院将会转交香港教区。
　　在1964年，传信部部长政函总修院院长，表示「不再继续修院活动」，在学期结束时关闭。在6月底，最后一批6位修生晋铎，其中3人属于香港教区、两人广东、一人北京。在7月20日正式关闭前，修生代表向耶稣会表示，华南主教们感谢他们照顾了华南总修院（1931-1964）。
　　自1964年，耶稣会将修院交回香港教区作为大修院，连同教区的小修院，改称圣神修院。至今仍有几位耶稣会士在校内任教。为耶稣会来说，在1926至1964年间，爱尔兰省区慷慨地向香港派了107名会士，使香港继澳洲成为爱尔兰省区的第二个传教地。[  張學明，同上，頁211。]
　　拥有33年历史的华南总修院，以历史计, 是当时多间中国总修院之中最长的。由1931年至1964年期间，华南总修院：
　　共有二百三十位毕业生成功晋铎。然而，在这人数不算太多的毕业队伍中，竟先后出现了一位枢机主教、一位总主教、十五位教区主教或辅理主教。其数目之众，中国十一所总修院无出其右。[  林瑞琪，同上，頁31-39。]
　　但是从结果来看，这阶段的培育成果是丰硕的，为整个中国的传教工作，提供不同阶级的传教士，也为中国不同教区的教区工作，提供足够的人材。不过，也有不少大陆修生，转往海外华人团体继续圣召，服务普世教会。
　　及至1964年，由于政治局面的变易，中国各地都未能再派修生前来学习，华南总修院的光荣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代之而成立的，就是圣神修院。由1964开始至1970年，此时期的修院，主要是培育对象是香港教区的修生。从资料中可以得知，[  參《鐸職天涯：聖神/華南修院金禧紀念特刊》中列出1934-1979年晉鐸的神父，當中在1970年代前後，晉鐸的絕大多數都是香港教區的神父，見頁115-119。]由1965年至1975年这十年间晋铎的神父，多数是教区神父。
2. 第二阶段 (1970-2010年)
　　经过六年左右的探索，及至1970年，圣神修院开始一个重要的决定：成立神哲学院，也就是说，把「修院」与「学院」划分出来。为什么有这个决定呢？我们从修院自身的回顾中可以明白：
　　一九七Ｏ年暑假后，圣神修院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划分成两个相连而有别的单位，即「圣神学院」和「圣神修院」。「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依本教区需要，给有志晋铎的人及愿意服务教会的男女修会人员和教友，提供神哲学教育。[  ＜香港教區聖神修院發展的歷史與現況＞，《鐸職天涯：聖神/華南修院金禧紀念特刊》，1982年，頁27。]
因此，以1970年为界线，本来的「修院」开展了「学院」的部分，而新开设部分的目的，主要是提供神哲学教育，而教育的对象，也从过去的修生，进展到男女修会人员及教友。
　　由此可见，由1970年开始，圣神修院对于神学教育工作的取态，已经开始一种深刻而多向度的进程。
2.1 学术水平的提高
　　首先是学术水平的提升，学院早年开办的哲学学士课程（PhB）和神学学士课程（STB），先后于1974和1976年获得罗马的宗座传信大学颁授学位及至1997年学院亦得到传信大学的认可，得以开办神学硕士课程（STL）。这课程的开办，具两个重要的讯息：首先，开办神学硕士课程，需要满足更高的师资要求，这代表学院的学术水平的提升；其次，硕士班的出现，代表教育的目的，不再止于信仰知识的基础学习，而是趋向学术发展的建设，希望接受培育的对象，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成为学院的导师，扩大教学的团队，从而让多人能接受神学训练。之后，从2009年开始，上述三个课程成功与香港专上教育法例接轨，获得香港政府的注册登记，学历间接获本地政府承认。
2.2 神学的普及
　　更值得留意的是，当时已经意识到神学本地化，首先由神学普及化开始，而这也可以视为往后的日子里，学院发展的重心之一。由那时开始，培育的对象也变得广泛起来，修生以外，也接受其他人士，特别是平信徒成为培育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
　　及至1989年，学院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里程，就是开设「宗教学部」，开办夜间的神学学位课程，目的是为平信徒提供一个具系统的神学培育机会。这发展并不是一夜之间如魔术般变出来，而是建立在整个香港教区的发展步伐上。一方面，由1970年开始，学院的课程开放予平信徒报读，虽然报读人数不多，但是一直保持平稳的人数，而渐渐有意见表达，如能因应平信徒的工余时间，相信修读者会更多；另一方面，香港平信徒本身的教育水平日益提升，在信仰生活上，同样寻求明了，是自然的趋势。
　　因此，在1989年开始，一个四年制的夜间兼读神学课程，就开始了。课程一开办，教友的反应非常热烈，报读人数甚多，收生也接近五十人。
　　由1989至2013年，由宗教学部开设以平信徒为主要对象的课程开始，学院一直关顾到培育平信徒的工作，期间也曾开办不同类型的课程，探索怎样的培育模式，能更有效地，服务教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尝试，就是尝试推出遥距课程。此一模式的推出，正好显示学院的培育对象，从来都不限于香港自身，而是希望以香港为中心，幅射到所以汉语地区的教友。
　　2013年，有关遥距课程的探索也趋向成熟，因此推出了神学证书课程与神学普及课程，代表学院就神学培育的发展，一个更全面的发展。
　　神学证书课程是以遥距为主体的课程。该课程的所有教材均在网上可以取得，学员可透过网络与导师交流，并且最后以功课来判定学员的学习成果。至于神学普及课程则是以上课为主的学习模式，学员只需要出席课堂，并不需要呈交习作。
　　与此同时，我们又开放神学普及课程的课堂，让条件合适的神学证书课程的同学，自由参与，让他们也有多一个学习的机会。
　　由于上课的模式多样而变化甚大，这两个课程的教学内容，都按照学院编写的教科书作学习内容，以便学员更容易掌握学习的内容及跟上进度。这两个课程的推出，一方面是学院对培育工作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培育需求所促使的。
（二）反思
　　以上简单地回顾过去八十多年来，由修院至学院的神学教育工作的发展。总结经验，归纳为以下几点：
2.1 与团体同行
　　从地方教会的角度来看，一所修院或学院的培育，应该与地方教会的发展，保持密切而同位的前进速度，为整个教会团体，更有意义。但是要留意，这个同行的意思，就是二者都要前进，而且是透过彼此的前进，互相扶持，让双方都有一个良性的前进力量。
　　以圣神修院神哲学院为例，学院最初的培育对象，只是修生，但是当教会团体继续发展，因应实际的情况，培育的对象就逐步扩展了。当教会团体成长发展，需要有系统的信仰反省的人，就不止于铎职，而是渐次召呼了平信徒。因此，学院也把本来只是培育修生的课程，开放给平信徒，让他们也接受培育。这种开放性，正好整个团体深化信仰，又会衍生出更大的神学学习的热爱，所以再进一步，就开展下一个阶段的培育发展。
2.2 降生式神学本地化进程
　　神学培育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让神学本地化，意即让基督的启示真理，与当地的文化高度结合，把文化中的真善美呈现出来，同时彰显其中的信仰幅度。要让神学本地化，必须让当地教友对信仰有更深切的认识，才能让教会团体在实践中呈现文化与启示的结合。因此，神学教育是本地化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关键的一点。
　　回顾学院发展的进程，正是无意地吻合基督降生的奥迹。要知道，降生的特点，即在于把无限带进有限，把天主圆满的启示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出来，确是一个奥迹。同样地，学院的神学教育工作，也有相类似的性质。
　　如果以学院的发展为例，就更加明显。由早期以培育修生为主，有关的神学教育，主要是以神职的处境为教学的方向；及至平信徒成为培育者，教授者固然会自然地调节自身的教学内容，以便让学习者更容易明白，与此同时，学习者又必然以自身的平信徒的身分处境来吸收所学。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进程。这种情况，在宗教学部的神学课程开办后，就更形明显，因为这课程修读的学员，绝大部分都是平信徒。由是，教授很自然地，会按教学对象，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以便让学员更容易明白。再进一步，最好开办的神学证书及普及课程的导师，绝大部分都是平信徒，而教授的对象也是平信徒，于是又更贴近生活，亦有助于本地化的发展。
2.3 学术与普及的张力
　　自1989年学院开办供平信徒修读的神学课程后，神学教育工作究竟应趋向学术还是普及，一直是学院展望前景时反思的重心。从信仰培育的角度来看，修读神学的重点，应该是教友的信仰成长，而这并不是在于读多少书、功课有多少分数、考试的表现如何，能够衡量的；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神学课程应该有足够的学术水平，既让学员能有系统地学习，也期盼他们能够具备一定的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会反馈学院，为学院提供足够的研究者，从而深化神学的内涵。
　　为培育司铎来说，这问题并不明显，因为司铎的培育必然是专业的；他们最终会以生命来服务圣言，即使不是向神学研究的方向，必须是很认真的神学学习。但是当培育伸延至平信徒，这个问题就渐次浮现。为平信徒来说，大部分人学习神学的目的，并不是作神学研究，也不是希望成为神学专业，而是深化自己的信仰，更好的为教会或社会服务。
　　于是，学院的课程，特别是宗教学部的学位课程，一直就在两者间摇摆。一方面，部分教授与学员要求更严格而专业的学习情况；一方面，更多的教友希望有生活化的学习机会。
　　正是由于这种张力，2013年，学院将推出神学普及和证书课程，其中一个原因，即是把学院的两条发展路线，确立下来。由此开始，学院的学位课程，专注于提升学术水平，冀盼培育学术型的平信徒；神学普及和证书课程，以培育深化信仰为主，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模式，让最多的教友得到培育的机会。
　　虽然如此，但是这两条路该如何配合发展，仍然是学院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2.4 实践与学习的合奏
　　学院培育教会内的修生与平信徒，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传播福音，所以实践是学习的结果，神学学习并不可能是闭门造车，不能是单纯的学究式研习，它必须结合行动和生命，才能是一种圆满的神学学习。
　　在培育修生上，学院与修院合作，学院提供学术研习的机会，修院则是实践的地方，二者结合，让修生的生命得以转化。
　　至于平信徒的神学实践，则有两个发展的方向：少部分平信徒，在完成学院的课程后，或留在学院修读神学硕士课程，或到外地进修，继续深造。在过去廿多年，也有不少这样的平信徒，而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学业后，也有好几位，选择留在学院，担任教职，实践所学，以神学知识的传递，作为自身的福传使命。
2.5 平信徒毕业生的路向
　　另一个发展，则是平信友接受神学培育后，形成自身的使命远景，从而实践。当中的向度很多，这里只选择与神学培育有关的部分，加以说明。
　　有毕业同学，创建了网站《论尽神学》，当中的讨论区为不少教友提供论信仰问题的空间，同时也透过答问及主日圣言分享的方法，作信仰培育；有的选择综合所学，在香港其中一个新的堂区里，举办神学课程，培育堂区教友；也有一群神学毕业生，开办一个培育机构及书店，冀透过课程与阅读，为一般教友深化信仰。
　　这三类行动，过去廿年来，较大型的行动。实际上，平信徒经受神学教育后，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必然有质变的幅度，而这个转化又必然地呈现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上，并且成为使命的养分，令福音传播行动发芽。
　　这些实践，一方面固然是把神学知识普及，让更多教友了解自己信仰的内涵，另一方面，却是在培育别人的过程里，神学生本身重新体会到自身的不足，再投入神学学习当中。
　　有少部分毕业生重投神学学习的同学，回到学院里学习，就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把真实的信仰生活，带回神学的世界里，重新探究如何在生命中活出信仰。这包括以下的向度：
A) 如何说明奥秘：神学的核心是基督的奥迹，这不可言喻的启示真理，却需要神学工作者深思、反省、研究，最后，宣讲。为实践的神学工作者而言，如何把艰深的神学思想，回到信仰生活中，是挑战，也是机遇。
B) 如何深化信仰：实践的神学工作者，所以要把神学带到生活，为的是提升信仰，因为没有神学基础的信仰，不容易生根、发芽，成就树木。于是，如何应用神学于生活中，又是另一个重要的向度。
2.6 由点到面的神学交流
　　学院的神学培育的另一个经验，是与不同地区的互动，由点的连结，构成一个神学思想的幅射面。这包括几个不同的线，因此形成一个面：
2.6.1 神职至平信徒：学院开办之初，神学部分的教授，全是神职或修道人，平信友只是接受教育的一份子。但是，到了今天，学院拥有多位平信徒担任教授工作，这是一道重要的连系，让圣与俗携手，丰富神学的研习。
2.6.2由香港到中国：虽然华南总修院因内地修生不能来港而停办，但是学院在发展的过程里，从来都以积极的态度，面向内地教会神学培育的需要。因此，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陆续有不同情况的内地修生，到学院学习。他们的参与，不仅是学院为内地教会的服务，同时也提供了新视点、新处境，为神学反省带来不同的素材，促使学院的神学探究，不限于香港一地的本地化，而是具有更广阔的面貌。
2.6.3由海外到香港：这从几个层面来看，有本学院的香港毕业生到海外留学，学成后回学院任教；另一个新趋势，则是内地到海外研习神学的神学生，在毕业后到学院任教，这为学院的神学发展，有很大的互补作用。不同背景的神学工作者必然为其他人带来新的启发与冲击，对谈成为神学本地化重要的推力。
2.6.4 由有形到无线：自从学院推出遥距（远程）模式课程后，某程度上，学院开始尝试以汉语 / 华人神学为主位，为全球的汉语 / 华人服务。整个神学研究的趋向，以香港为本位的本地化进程，一跃而从中国神学本地化的发展轨道。
　　以上四个向度，交织成为汉语 / 华人神学的面，虽然这张画纸上空白的地方远比着墨之处要多，但是经过学院多方面尝试，确实为神学本地化带来更多可能性。
（三）展望
　　对于学院的未来，发展核心仍然是神学本地化，不论从研究还是培育层面，目标都是一致。现在从下面几方向来看：
3.1 融合性：
　　学院位处香港，但是我们期盼的神学本地化，以香港为基础，却不是建立一个以香港文化为主导的神学。反之，学院期望凭借香港的地理、文化特点，成为中、港、台、澳，以至海外华人的神学探究的枢纽，逐步建构具中国特色的神学。
　　不同地区固然有不同的实况，因此在具体信仰生活问题上，可能南辕北辙，表面看来，不容易达致共同的神学本地化进程。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文化本身在各华人地区，只是以不同的表相出现，不同地区的相互交流，反而更容易把当中的共同性突显出来。
　　学院希望担任这道桥梁，把不同的华人土壤连接起来，长出茁壮的根苖，并且在未来成荫。
3.2 包容性：
　　学院过去的神学教育经验，让我们明白到，培育的可能性是多方面、非单一的。不仅司铎、修生需要神学培育，平信徒也需要；不是高知识水平的教友，才意识到培育的需要，其实任何教友都有此渴望和需要。因此，学院规划培育课程上，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尽量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课程，以适合各种程度的培育需要。
3.3 学术性：
　　学院过去的经验，深深告诉我们，历史的真正主宰是天主、不是人。我们时常提醒自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而是相信在互动过程中，圣神的工作就得以彰显，学院的发展才不会固步自封，能开放吸纳各方人才和意见，一同为神学工作出一分力，共同创造属于中国人的神学。
　　这个特性，为圣神修院发展的未来，迈向天主教大学的路向。因此，现正积极考虑与未来的香港天主教大学结合，成为天主教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天主教神学将成为整个天主教大学内部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再是独立发展，而是与其他学院和学科相互对话，共同进步与发展，不但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话题例如生命伦理、商业伦理，也以神学来影响其他学科，使之具有天主教的特色，形成一个包含了天主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的综合性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圣神修院神哲学院的发展也以天主教大学为平台，发展与其他大学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并进而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的一部分。
　　让天主教神学进入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领域，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互动，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让天主教的神学思想降生在中国学术思想之中，成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补充中国文化领域中宗教思想的不足，并进而提升中国文化，这正是耶稣会利玛窦神父的“补儒”战略，也符合天主教会梵二对福传的定义。
　　圣神修院成为天主教大学的学院，进而与其他学科与学院进行交流互动，这对圣神修院的神学教育与研究来说，既是机会，更是挑战。因为从此天主教神学的教育、研究与发展，不再是生活在教会的温室里面，可以关上门生活在自己所建立的象牙塔内，可以不问世事，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生活，而是必须敞开大门，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接受现代各种学术思潮的质问与挑战，这就迫使天主教神学有能力面对四面八方的挑战，有能力回答各种质疑，并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迫使天主教神学在与其他学科对话中与相互激励中发展自己，强化自己的体质，这对当代圣神修院的神学家要求颇高，然而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圣神修院也正在为此做准备，新近成立的“原道交流学会”就是对此使命的热身与练兵。自“原道交流学会”2008年成立至今，她就开始联络天主教会大中华圈内的人才，组成一个平台，共同完成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将天主教神学融入中国当代思想学术领域、融入中国文化并提升中国文化的使命。[  原道交流學會，http://yuandaohk.org/
]
总结
　　移植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要启示真理这甘美果实上的西方文化的表皮剥开，把它的种子种植在中国的土壤里，再长上参天大树，结成果实，需要的日子还很长。如果说学院是一个农夫，他努力四十多年，可说是只把种子埋在土里，而终于能长出什么样子的植物，结什么果子，能否成橘而不成枳，还有待我们一起努力，为神学培育工作，继续投入自己的热情；携手并肩，圣神必与我们同在，把圣三的光辉，照遍整个中国人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