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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富有诗意的和解


2020-08-04 15:23:05 作者:威尔弗雷德·苏曼尼(WILFRED SUMANI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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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曼德拉

近来,一个新的和解之风出现于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2019年4月,教宗方济各的一个举动在媒体引起了一个异常广泛的传播。当南苏丹政治领导人结束于梵蒂冈进行的“普世基督宗教合一和外交”退省活动之前,教宗跪下并亲吻了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反对派领导人里克·马查尔(Riek Machar)和其他一些在场人士的双足。

此前,2018年3月9日,肯尼亚的一次历史性“握手”会晤使紧张形势得到舒缓,结束了两个主要政敌,总统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和反对派领导人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之间的长期选后争端。尽管使双方握手言和的协议内容对许多肯尼亚人来说仍然是个谜团,但这一举措终于使肯尼亚结束了一个由于民族原因导致的政治分歧。

2018年7月9日,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共同签署《和平友好联合宣言》,踏上和解之路,开启了一个弥合伤口的过程。1998年至2000年间,两国爆发的争端造成双方约80,000人丧生并与其后20年持续处于敌对状态。和平协议签订后,两国之间的边境重新开放,边界两旁被割裂的家庭终于能够欢聚一堂。

越过非洲大陆,我们还可以看到南北朝鲜最近也互换了友好表示,体现了双方摆脱数十年来长期潜在冲突和解除相互猜疑的真诚愿望。

但是,所有上述和解进程带来的乐观情绪,却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叙事模式”1的阴影笼罩下黯淡下来。问题是,如果和平协议在其重压下解体,各协议国将重新退回保持现状的状态。例如,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在2022年大选前夕,肯雅塔和奥廷加之间的握手言和将面临严重考验。

在南苏丹,和解进程仍处于脆弱和不稳定阶段,即使在梵蒂冈退省活动之后,两个对立政党之间仍继续保持互不信任态度2。

同样,由于2019年2月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之间在河内峰会的谈判失败,他们在2018年新加坡会议上带来的希望受到了沉重打击。

我们认为,和平协议的成败关键并不在于调解人的谈判技巧或协议条款的完整性,协议是否可产生实际效果,更大地取决于意识形态叙事模式的转变——这也是本文的主题。事实上,只要敌对双方仍被困于各自不同的叙事模式,将对方描述为敌人和共同利益的篡夺者,和解的尝试注定会失败。为了实现真诚和持久的和解,需要创造新的叙事模式,如北爱尔兰诗人约翰·休伊特(John Hewitt)所言,需要取代那种“被黑暗的梦笼罩的意识”,它严重阻碍着人类团结的前景。

富有诗意的和解

圣保禄在对格林多人达成和解的劝诫中(参见格后5:16-20),将和解描述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旅程。从文学角度看,圣保禄采用的文体也颇具诗意,“和解”作为动词或名词在五节经文中反复出现了五次。与散文不同,诗歌中这种词汇的重复使用是对特定因素加以强调的一种方式,散文则以追求用词的多样化为文学技巧的标志。

但是,除文学惯例外,为了更好地理解圣保禄为何将和解视为一种“富有诗意的”努力,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古希腊语:“诗歌”poieō一词意为制造、做、修饰、构建。在这段文章中,他谈到和解是一个需要创造性的事业,包括塑造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一个不再因肉体限制而混淆是非的模式:“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按人的看法认识谁了;纵使我们曾按人的看法认识过基督,但如今不再这样认识他了。”(第16节)

和解的前提是以新的眼光观察对方的愿望。在基督内意味着放弃旧的叙事模式,从偏见和敌对的灰烬中促发新故事的火花:“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第17节)。

上主已经与人和解,对人向祂犯下的罪既往不咎,在宽恕的土壤里撒下希望的种子,并以基督的宝血浇灌。这就是上主写下的和解的诗歌:友谊超越敌对,清新胜于陈腐3。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和解的旅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回忆、报怨、希望、保护和亲密关系4。

回忆是指在分裂性叙事模式影响宇宙和谐之前,对最初存在的无所不容的叙述的追忆。例如,耶稣在驳斥法利赛人关于休妻的许可时,追溯的是当天主自起初创造一男一女时便已将他们终生结合在一起(参见玛19:1-6)。再如,耶稣的族谱意在强调全人类的团结(参见路3,23-38;玛1,1-17)。对事物原始秩序的追忆有助于将人们从社会失忆症的迷茫中唤醒,使他们的视野超越家庭、部落或民族的局限。

然而,对过去的回忆不仅是对往事的追寻,更是一种面对当前挑战、心怀未来希望对过去进行的重新想象。古话说,这种回忆是对未来的记忆,是对尚未发生之事的记忆5。正如Lionel Chircop所言,“回忆的动态好比在前进的同时回眸观望,以免误入歧途”6。

抱怨“是指学习清楚地认识事物并恰当地冠以其名,不屈不挠、不甘妥协地在痛苦的路途上迈进”。抱怨意味着对冲突或分歧造成的痛苦的承认7。

勇于认清当下的不安,会带来一种改善被颠覆现状的愿望。这种转变的愿望就是希望,是相信上主不停地在世界上播下新的种子。希望“不仅是以现实主义精神投入那些切实可行的,同时也是对有待实现的未来的执着追求”8。

与抱怨相关的是保护,也就是声援遭受苦难的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保持利他主义观点,是和平谈判中通常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狭隘思想的解毒剂。保护的对象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他人的利益,特别是弱者和同时受对立双方压迫者的利益。在冲突局势下,许多无辜男女和儿童惨遭杀戮,其尊严和生命的恩赐被无情剥夺。和解进程的目标应从谈判桌转移到孤援寡助遭受严重侵害的人身上。

最后,只有与天主建立亲密关系,才有可能踏上和解之路。和解首先是与上主和他人共处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单纯的策略问题。

作为一种灵性,它至少涉及三个方面:与天主建立关系,将自己的经历与基督的经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耶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打造社会记忆力,争取摆脱眼前利益的束缚;建立充满希望的社会,共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避免落入叙述方式的陷阱,沦为宗派主义的囚徒9。

圣经中富有诗意的和解形象

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很多关于和解的故事中得到启发,为促进和平进行努力。比如那个将家产挥霍一空,但最终浪子回头,重回故里与父亲团聚的儿子(参阅路15:11-31)。当他因自己的过失而万分羞愧,在父亲面前无地自容的时候,仁慈的父亲对儿子一错再错的“旧事”不予追究,而是吩咐为他的回归设宴庆祝。

正如华理克(Rick Warren)所说,“和解关注的是关系,而(冲突)的解决方案则着眼于问题。当我们关注和解时,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并且通常会变得无关紧要”10。正如父亲与儿子重新建立的关系:“因为我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第24节)。他用上等的袍子、戒指和凉鞋赋予儿子新的尊严,重新恢复了他的继承人地位。

对儿子的失而复得,父亲感到的是由衷的高兴,我们因此可以想象他们在宴席上进行的有益对话:既没有怨恨的话,也没有痛苦的回忆,更没有怨恨的面孔。装饰他们共餐宴台的洁净桌布具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旧的事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新的父子关系的重建。

第二个富有诗意的和解的例子是若瑟重归埃及时与兄弟们会面的故事(参见创世记50:15-21)。将若瑟出卖给外国商人的兄弟们担心他的报复,赶忙向他求情。但若瑟丝毫没有谴责他们犯下的罪过,而是编织了一个新的叙述模式,将兄弟曾对他犯下的罪看成是天主旨意奥秘的一部分:“你们原有意对我作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好事,造成了今日的结果: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第20节)。

若瑟本来可以一一列举他因被出卖给外国人而遭受的不幸,对他的兄弟发出斥责。任何人受了委屈,通常都会感到需要发泄强烈愤怒和复仇情绪,但若瑟没有这样做。

在创世记的第32-33节中,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富有诗意的章节。那里叙述的是雅各伯与他的兄弟厄撒乌的和解。在“窃取”厄撒乌的祝福之后,雅各伯为了逃避兄弟的报复,前往其叔拉班所在的客纳罕避难。但是,多年之后,他希望与兄弟和解。在两人亲自会面之前,雅各伯派遣使者先行,携带礼物前往其兄请求和解。此外,雅各伯整夜祷告,怀着内心的矛盾向天主祈祷并最终得到祂的祝福。当两个兄弟终于见面时,没有任何为解决冲突进行谈判通常所需的冗长言谈,取而代之的是两兄弟抱头大哭,就像是要澄清自己的视野,以便用新的目光彼此观看。

这些故事突出表现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方面,需要有过错方的主观愿望,承认对被激怒方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同样不可缺少的是被冒犯者的宽宏大量。关注的重点应放在相互关系而不是期待解决的问题上。受害方必须克服源于被压迫情结的“封闭心理”或受害者的习惯性浮夸11,以确保对方能够摆脱束缚,在自由自愿的条件下建立友好关系。

“具有服务精神的领导”在富有诗意和解中的作用

和解的任务是创建新秩序,它需要一种特定的领导风格,我们称之为“具有服务精神的领导”。罗伯特·K·格林里夫(Robert K. Greenleaf)于上世纪70年代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对他来说,“仆人式领导”是指通过服务来领导12。这样的领导人致力于改善他人的福祉、自由和自治。在“仆人式领导”的素质中,最重要的是善解人意的倾听、解决问题的能力、说服力、社会管理和建设能力13。

“仆人式领导者”以极大的同理心聆听他人,也就是说,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善解人意的聆听往往超越语言范围,在话语之外摄取重要的非语言表达信号。在和解的道路上,这种方式有助于对话者摆脱对偏见或勒诈的担心,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同理心聆听还可以帮助冲突双方当事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回忆,并以新观点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当我们意识到别人的赞赏和倾听时,往日的辛酸可转为舒心的甘甜。

一个“仆人式领导”可以医治破碎的人际关系。当“仆人式领导”被卷入冲突,特别是身为受害方时,他会主动与对方进行友好接触,寻求和解的道路。如果领导者为一个中断的关系做调解,那么他的主要任务不是进行相互指责或制裁,而是寻找如何恢复双方的关系。

说服力是执行一切有效领导的条件之一。这意味着说服他人采用某种特定的观察和行动方式。善解人意的聆听并不意味着让别人对自己通常未必全面的叙述忠心耿耿,而是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解除以往的束缚,拥抱更广阔、更具有包容性的故事。正是以这种方式,“仆人式领导”引导人们走向和解的叙述。

管理意味着对别人的福祉肩负的责任。一个“仆人式领导”知道,他领导下的人民受托于来自上主的更高权威。因此,人类不应被图谋私利者操纵或利用。例如,“仆人式领导”不应借助部落主义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不应以失业问题为借口煽动对政治对手实施暴力;不应动用社会资源发起对其他社会的战争。管理意味着要认识到,应利用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促进共同利益,而不是袒护或侧重单方利益。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仆人式领导”要拓宽视野,唤起吸引和凝聚群众的向心力,做社会的建设者。他还应懂得如何举行仪式,促进人民团结,并鼓励人们超越以个人为中心的伦理道德,以更高尚的目标为追求。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来自南苏丹的实例。几年前,主教帕理德•塔班(Paride Taban)汇集来自不同部落和宗教信仰的人,创建了一个“天主圣三和平村庄”(Holy Trinity Peace Village)。这个村庄里的人们发现,大家同属于人类大家庭是首要的,部落或宗教信仰区分是次要的14。在这个村庄中进行的各种互动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叙述方式,希望他们的经验能有助于在更广泛的南苏丹社会促进团结。

结论

今天,圣神普照于世的各种迹象使人们心中重新充满了和解的希望。但是,我们的主导观点应是以和解为精神,而不是以和解为策略,否则只能以扑灭和解精神告终。为了达到富有诗意的境界,和解需要超越片面性的叙述方式,编织讲述人类大家庭同根同源和共享未来的新故事。这种对和解的展望意味着摆脱当前问题的束缚、重新解读过去的伤口、努力构建美好未来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参阅F. Abdel-Nour, «Irreconcilable Narratives and Overlapping Consensus: 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Palestinian Right of Return», 见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8 (2015年) 117-127。

2.参阅 S. Mednick, «South Sudan: Mutual mistrust stallspeace deal for a further six months», 见The East African(www.theeastafrican.co.ke/oped/comment/South-sudan-mutual-mistrust-stalls-peace-deal-for-a-further-six-months), 2019年5月19日。

3.参阅 E. Katongole, The Journey of Reconciliation: Groaning for a New Crea­tion in Africa, New York, Orbis, 2017, 7。

4.参阅同上, 11 s。

5.参阅R. J. Schreiter,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Spirituality & Strategies, New York, Orbis, 1998, 20。

6.L. Chircop, «Re-membering the Future», 载于A. D.Falconer – J. Liechty­ (合编), Reconciling Memories, 都柏林, Columba, 1998。

7.E. Katongole, The Journey of Reconciliation…, 引, 11。

8.同上.

9.参阅 R. J. Schreiter,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引, 16。

10.R. Warren,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Grand Rapid (Mi), Oasis International, 2002年, 158。

11.参阅A. D. Falconer, «Remembering», in A. D. Falconer – J. Liechty (合编), Reconciling Memories, 都柏林, Columba, 1998年, 11。

12.参阅R. K. Greenleaf, The servant as leader, Cambridge (Ma), Center for Applied Studies, 1970年。

13.参阅L. C. Spear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Servant-Leadership», Virginia, School of Leadership Studies, 2005年8月: 参阅www.regent.edu/acad/global/publications/sl_proceedings/2005/spears_practice.pdf 

14.参阅E. Katongole, The Journey of Reconciliation…, 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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