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村庄红格尔图

    红格尔图村原为察哈尔正黄旗牧地，并有蒙古族牧民居住。现属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管辖。村名是根据其地形特点而命名的。红格尔图是蒙古语，汉语意思为小盆地。民国五年（1916年）放垦，民国六年由王、靳、韩、李四户开地建村。不久，从崇礼县西湾子村（今河北）与集宁附近玫瑰营迁来27户，多系教友。1919年，玫瑰营教堂指派兰姓主教到此兴建教堂。建成后，教堂定名为“敬原堂”。
    建堂之后，大量垦荒耕种，外地人纷纷入迁，教友猛增。1925年易世芳出任坐堂神父。当时社会治安混乱，土匪多如牛毛，常到村中抢劫，严重地威胁着教堂与教友的安全。为此易神父联合地方村镇购买枪枝弹药，发展民团，修堡筑垒，使得土匪不敢进村抢劫。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这里的教堂、礼堂、土堡及学校依次完工。堂周聚居189户，连同周边小村，教友逾2000人。教堂所在地有自卫兵30名，炮墩6座，外围复以壕堑。教堂设有小学校，1935年，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成员马少波曾担任该校校长。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很注重体育操练。在社会上也宣讲进步思想，宣传抗日主张，支持群众开展反苛捐杂税斗争。
    1936年，日寇占领察哈尔商都、化德等县，图谋入侵绥远，进而侵占整个华北，便指使汉奸王道一率部3000余人于8月上旬进犯天主教村落红格尔图。广大教友配合中国军队守土抗战，坚决抵抗，王伪非但没有攻进村子，反而大败。王道一败回老营商都，日寇借故将其砍杀。日军虽吃败仗，却野心不死，又指使伪军“大汉义军”司令王英募匪众于11月中旬率部7000在日军的直接指挥下二次向红格尔图进发。由于有了上次守土抗战的经验，易神父更加积极地率领民团配合守军奋勇抵抗，再加上外围达密凌苏龙的蒙古军配合作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敌伪死伤众多，日伪依然未能攻进村子。正如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剿匪军总指挥的傅作义先生所云：“敌人兵力当有五千至七千人，而我只有三百人，与之相较，整差几十倍。同时敌方有大炮、飞机助战，而我只有来复枪。苟在当时，如以利害计划，如顾到物条件，那我们决不能胜，红格尔图亦决不能守。但是，结果胜利反属于我。故红格尔图之战，为此次战争最有价值之战争也！”

红格尔图天主堂

    对于红格尔图天主教的发展情况，1937年初，也就是红格尔图守土抗战胜利后，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先生亲自到红格尔图采访后撰文说：“红格尔图村的中心是天主堂，所谓‘中心’有两重意思。就全村的位置而说，天主教堂在村的中心。而此村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中心亦在天主堂。天主教在边省的发展，有惊人的成绩。就绥东而论，真正支配社会的力量，不是政府，而是教会。教会的教区，比县治的政治区域来的有效。教会之发展，不是以宗教思想来说服人，而是以教会的力量，站在无依无靠的穷苦人民面前，替他们办理生产、教育、卫生、医药、养老、育幼人生必须的工作。在中国一般政治习惯，只顾官而不顾民的情形下，此种教会成为人民之褓姆。故教会之发展，相反方面显出政治之不健全……天主教之所以能在边地特殊发达，就是因为边地的政府对于人民应作的保育工作做得太少，甚至于只知妨害人民自己的保育工作。天主教会看到了这一点，以教会的力量来代行保育人民的职责。因此，它的力量，现在已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绥东的人民，不是天主教徒者占绝对的少数。好在绥东区的神父完全是中国人，宗教虽有不同，而对国家之爱护则初无二致。”
    遗憾的是红格尔图教堂在战乱中，于1946年被烧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广大教友自筹资金，自投劳力，建起了简易教堂，又有了活动诵经场所。
    红格尔图现属乌盟教区，全村有教友300多位，占全村人口的80%，改革开放以来，红格尔图可谓圣召济济，已有13位神父，6位修女从这里走出，服务在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