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被抬上火车时，我看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北京市市长吴德，他们对我很关心，华总理还抚摸着我的头，抓着我的手对我说：“小同志，要好好的养伤啊。”这件事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另外我特别想提一点，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教友的人数占很大的比例，教会的影响也非常大，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国家总理、政府各级领导人不断地和主教团取得联系和交流，共同磋商制定防控疫情的法规框架及有效的执行方案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传教士，如中国的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印度的诺比理、越南的陆德……，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知识丰富的，正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很多国家的文化结构、民族风俗、历史传承

比如：向越南学龄儿童提供交通安全基金，为澳大利亚癌症研究及菲律宾面瘫儿童整形手术提供费用等。费尼说：人们习惯于赚钱，成为富人对大多数人都很有吸引力。

惠灵顿总主教（新西兰）；5.爱德华多‧梅尼凯利（EdoardoMenichelli），安科纳─奥西莫总主教（意大利）；6.伯多禄‧阮文仁（PierreNguyênVănNhon），河内总主教（越南

弥撒中，来自印度、意大利、墨西哥、亚美尼亚、波兰和非洲的12位儿童为耶稣圣婴鲜花，意大利、韩国和越南的三个家庭奉献祭品。教宗在讲道中勉励众人接受圣婴和今天躺在有损尊严的马槽里所有孩子的质问。

当她于1997年9月5日走完87岁的人生历程时，印度政府特地为她举行了在印度只有总统和总理才有资格举行的国葬。前往参加她的葬礼的有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政府要人，其中包括三位女王与三位总统。

二零一三年三月天主教会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几乎同时就职，开启了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新一届领袖隔空彼此观察、揣摩、认识的新阶段。

想到最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越南，我也如此祝望它。现在，我的心思想到的是基督信徒团体。在亚洲大部分的国家中，教会都只是一个细小的团体而已，却非常活跃，他们合法地渴望能够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气氛中生活行动。

1861年修女们的工作更由香港伸展到越南，香港继而成为修会在亚洲的发展中心。以后逐渐扩展到日本（1878）、韩国（1888）、泰国（1898）、中国内陆（1899）、菲律宾（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