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神父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罗明坚神父更加直接地断定，他们唯理性是从，按照格言与结论行事，在道德方面身体力行，洁身向善，并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钻研文科学问。

我决志要急教会之急，我深深体会到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那句‘我渴’的深刻意义，他渴望普世人类都共享救恩……我认为，中国教会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像昔日外国传教士利玛窦

10.关于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主宰之名称，天主教方面，当明朝末年利玛窦神父刚到中国传教时，曾用中国经书上所用之“天”或“上帝”之右，以后改用“天主”之名。

上迄罗明坚、利玛窦，下至李问渔、黄伯禄的书都能找到。有不少竟是中国天主教文献学大家徐宗泽神父未曾提到过的。捧着这些珍本，手却在不听使唤地抖着。

虽然天主教在十六世纪就已经由利玛窦带入中国，也曾经和中国文化发生一定程度的触碰，但这样的触碰多是关于东西文化的交流，即传教士们如何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带入中国，同时又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

从去年三次参加纪念利玛窦神父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开始注意海外华人牧灵福传与中国教会的关系,逐渐发现二者的牧灵福传不是分隔的，而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

翻阅中国教会历史，我们怎能忘记无数的外籍传教人士，曾在我国潜心传扬圣教，把基督救恩福音的种子撒在了大江南北，发展社会服务遍及城乡各地，堪作我们的激励和榜样，就如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他们前仆后继

例如，请你们想一想，利玛窦先锋的直觉在那个时代竟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教宗继续说：我不是指的民俗方面的文化适应，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以利玛窦为首的这种基本态度和观点对当前的中国教会也并未过时，避免意识形态式的极端判断，尽可能地向对方释放善意，而不是把对方看作是权力争夺的对立势力，这样才可能找到双方都不失原则的和谐之道。

如前所述，1998年11月，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至2008年这一决议已通过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