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宗座宪章《基督善牧》中，再次重申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对传信部职能的阐述（29）——“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的职能是管理和协调全世界的福传工作和传教合作工作

并出现在基督徒的赞美诗中，复活也成为在最初几个世纪辩道中最热门的题目（宗徒们宣讲的主题就是耶稣的复活，保禄宗徒也想把复活的信仰带给希腊人，但他们却嘲笑他），复活最终以信条的方式出现在四世纪初教会所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文献中

而且，不仅如此，每一个“个别教会都是整个教会的缩型，惟一的大公的教会就在他们中间，由他们集合而成。”5地方教会也有其区域性特点。

单单在习俗层面容纳祭祖是不够的，天主教要突破到能够容纳非西方传统的信仰，因为你是大公。

他认为教区的神父不是专门属于教区的，如果这个神父在教区以外可以发挥他的作用，那同样也是为教会服务，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大公精神。

我在阅读“信德”时，遇到有重要的信息和内容，比如“中国教会对梵二大公会议的接纳”、“教会礼仪与本地化论坛”、教宗在重大节日里的讲话、“网络的‘阴暗面’”等，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他说：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已经扼杀了我们的良心。这里说的良心扼杀，就人内心的法律和道德性泯灭了。人们活着只是受物欲的支配，只顾现实的利益。为了利益，人们可以不择手段。为什么人们会沦落的如此的地步呢？

使《圣经》中之神圣而有益之主义，得传布于世，并襄助诸司牧司铎，以广扬基利斯督之思想，及因基利斯督之仁爱而得之个人发展与社会之幸福。

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宗教性很强的国家，关心宗教自由的美国人不能理解在“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文化影响下，执政的无神论政党如何能够容忍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清教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论

与亨廷顿相反，杜维明的立足点毋宁说是文明的和解，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出自多元现代性;于是全球化和本土化就必然相生相伴、各擅胜场，而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中，跨文明对话意味着人类有希望的和平前景，即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