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政策原因，上世纪80、90年代始，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可能是当今圣召奇缺的原因之一。笔者知悉有些有志修道的独生子女就是因为担心父母将来的赡养问题而放弃圣召，实属可惜。

中国的基督徒被迫走向了严厉禁教政策下的生活，直到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谕旨正式解禁天主教；中国的老百姓也被迫重回闭关锁国下的生活，直到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痛苦下国门重新打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很快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教务活动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张家树主教等从长远考虑，把培养年轻一代神职人员作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也就是说，政策已经明确，关键是落实。根据中国国情，教会可以拾遗补缺，做那些政府没有精力做、或者没有想到，社会又有需求的事。

另外，在基督徒企业内部，基督教发挥着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及激励功能，那么如何让这种制约及激励功能外向化，发挥其在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也是需要信徒企业及社会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用三句话来描述政府对宗教的态度政策：“认真贯彻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宗教管理，积极引导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如何理解这三句话，国家和地方宗教部门都有过具体解释。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

但就目前的政策和环境，大批韩籍神父来华为其侨民从事牧灵工作还存在很多困难。

其一：陆征祥在谈判中完全禀承袁世凯的旨意，是在袁世凯所设定的框架内对日进行谈判并最终签字的，他的职业要求他必须服从国家政策政府意志，糟糕的结果使成为历史无辜的牺牲者。

有人对圣座与北京的对话内容与目标颇有微言，认为圣座没有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政策、没有试图改变中国政府某些政治制度，圣座好像放弃了对于某些价值的坚持。这样的批评有欠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