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良知与公义主要承担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原则、大是大非面前有意无意地回避时代的苦难，违背良知，只一味巧妙而又可耻的开脱。主流知识分子长于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他，即所谓中国人的聪明。

当时许多东西都要拨乱反正，比如“知识分子臭老九”一下子跃升为“工人阶级一部分”。那么怎么看待宗教人士呢？邓小平只是很谨慎地说，宗教界也有很大的进步。

前些年一批知识分子在讨论宗教是否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过程中在国内开启了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对话、宗教与社会的对话。

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利马窦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皇室结交，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因此他在清朝前期很受爱戴。祖父和马相伯意识到当时外国人收购地产形成的一种体制是一种倒退的现象。

方豪神父在其著作《六十自定稿》书中，亦谈到天主教的适应策略，他比邓恩的表达更具体和清楚：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它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自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并且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

在这个问题面前，落后民族的知识分子腹背受敌，面临着西方和自己民族的双重夹击。

通过观看纪录片《大国崛起》，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所真正缺少的，不是单纯的经济落后，而是教育的落后，思想的僵化，观念的落后；长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限制迫害，更使得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最后，利玛窦做了明朝万历皇帝的正式门客，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认同、接受和尊重，被中国知识分子亲切地称为泰西“利先生”和“利子”。

由于王丰肃神父传教的举措颇得士大夫阶层的青睐，于是许多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纷至沓来，竞相探讨正理，服膺真道，接受基督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