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炬成灰泪始干

——忆四姨韩仁蓝加大利纳修女

    人一生中有多少往事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然而，四姨她留给我们小辈的印象，却是那样的铭心刻骨。她虽离开我们快20年了，但每当想起她，仿佛都会看到她正笑着向我们走来……

春华秋实三十载——倾心事主

    1912年， 四姨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三合村一个虔诚的老教友家庭，从小就接受着良好的教会熏陶和培育。她21岁那年，决心把自己献给天主，进入内蒙古天主教巴拉盖女修院，开始了一生的修道生涯。4年后发愿时正逢抗战爆发，她积极投身其中，在此期间，她还在包头地区执教5年。1945年她调到了母亲的家乡——和林格尔县舍必崖天主堂工作。在此后的43年里，她再也没有离开这片热土，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天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四姨中等个子，身材苗条，长得很漂亮。她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的，很好听。她一年四季总是穿着合身的修女套装，披着黑色的头巾。她多才多艺，会吹口琴，会弹钢琴，歌唱得更是好听，尤其是她的美声唱法掌握得很好，教友们都愿意听她唱歌，连外籍神父也夸四姨有很高的音乐天赋。
    我们小时候一进堂，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四姨虔诚地跪在长凳上念经的样子。在弥撒中，领唱圣歌的也总是四姨，她唱的是拉丁文的圣歌，那嘹亮悦耳的歌声，常让人听得着迷，随着她的歌声大家的心神意念也一道奔向了天乡……
    1945年，随着四姨的到来，我们家乡的教堂成立了小学，设有一至四年级。那时候家乡的孩子们可高兴啦！因为大家能读书了，除了教友家的孩子和堂里收养的孩子外，村里其他教外人家的孩子也可以入学。担任老师的四姨在学校里要教四个年级的学生们学习国文、算术等文化课，也教学生们唱歌、跳舞、做游戏，还教大家背早晚课。她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很多教外孩子的家长，因着四姨的好表样而加入了教会。
    从抗战胜利到文革爆发前的30多年里，我们家乡的教堂里曾收养过近70名被弃女婴和几个残障儿。为抚养这些孩子，堂里的神父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四姨和几个修女更是操碎了心。她们经常要为这些孩子们寻找哺乳的奶妈，还要向这些喂养孩子的奶妈们传教，经过修女们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二、三十位奶妈领洗奉了教。这些孩子长大后，除了要管理好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之外，还要考虑她们以后嫁人成家的事，把她们尽可能地嫁到一些热心教友的家里。

文革浩劫整十年——饱受苦难

    1966年的下半年，文革爆发了，我们的国家开始蒙难，我们的教会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村里教堂中的圣物和所有财物被一抄而空，教堂被强占，神父和修女都被赶出了教堂。造反的红卫兵组织将堂里的圣物、圣书堆在村里的一块空地上。他们在那里捆着神父和修女进行批斗、毒打，最后点火焚烧圣物和圣书。冲天的大火直烤得神父和修女们的脸上、脖子上都起了泡，头发被烧焦，衣服也多处被烤得着了火。就这样，他们还要被逼着不停地喊：“我是牛鬼蛇神！”如果有谁喊慢了，或是声音小了，马上就会遭到一通拳打脚踢。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反动家属也都被押到现场陪斗，看到当时的惨景，我们这些家人都哭了，低下头蒙上眼，不忍再看下去。批斗会结束后，我们扶着遍体鳞伤的神父和修女回到家里。四姨看着我们伤心哭泣的样子，抚摸着我们的头对家人说：“在大火烧起的那一刻，我已经狠下了一条心，随时准备为天主致命。”
    在文革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四姨经常要被揪去批斗。有时候被斗得简直不成人样。她的头发被揪掉了许多，还被用剪子剪得一块一块的。那时候，她的脸上经常被抹上浆糊和墨汁，胸前挂着一个写着“牛鬼蛇神”的大木牌，被人押着游街或跪在大街上示众。这还不算，她还常常要被押着跪在碎玻璃渣上，两个膝盖跪得血肉模糊，让人看了不寒而粟。更惨无人道的是，有一次那些造反派里的坏蛋，为了逼迫四姨背教，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四姨的裤子扒掉，用铁棍和木棒毒打，甚至让四姨两腿分开站在方凳上，然后用粗麻绳在她的大腿上拉来拉去。四姨的大腿和臀部被拉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痛得她多次从方凳上摔了下来，昏死过去。尽管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死也不肯说“背教”这两个字。事后，我们问过四姨：“难道你就不恨那些毒打过你的人吗？”四姨说：“恨他们干什么？天主要我们宽恕人。”
    进入70年代后，四姨和史修女以及堂里的樊守信神父被押在村里监督劳改。三人中，樊神父年老体弱多病，史修女残了一条腿，四姨就挑起了照顾他们两人生活的重担。那时侯，虽然他们不能行圣事，但他们一天也没有中断过念经和祈祷。在那劫后余生的岁月里，是信仰的力量支撑着四姨他们顽强地朝前走着……

枯木逢春又十年——鞠躬尽瘁

    1978年，国家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四姨他们终于等来了拨乱反正的一天。当时已66岁的四姨，别提有多高兴了。然而，百废待兴，堂里的大小事都需要她来处理，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了——
    为了要回教堂， 她出面找有关部门落实教产，跑断了腿，说破了嘴，经过千辛万苦才好不容易要回了教堂的一部分（村里的教堂被做了粮库）。
    为了整修教堂，她四处求援，找遍了自家亲戚，不但要他们捐钱捐物，还要他们做义工，自己也蹬着个缝纫机做这做那，费了很大的劲，才总算为重新开堂做好了准备。
    为了劝说更多的教友进堂，四姨她挨门挨户、费尽口舌地去做工作。对于在文革中找了教外人做媳妇的、以及老教友家在文革中生了孩子还没领洗的，她都三番五次地上门做工作，督促他们早日领洗。在四姨和樊神父的不懈努力下，村里又多了20多名新教友。
    在文革中批斗过四姨的6个人，一见她就绕着走，老躲着她。四姨就用善良、宽容去消除他们心里的愧疚。对村里病重快要去世的5名教外人，她主动登门拜访，讲道理，并给他们代了洗。
    四姨每天要为樊神父和史修女准备一日三餐；她还要经常培训堂里的唱经班；她每年还要办两次要理培训班……就这样，四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默默无闻中，燃烧着自己，照亮着别人。
    1987年樊神父和史修女相继去世，都是四姨给他们料理的后事。
    1988年四姨她身患胃癌，但她不肯花一分钱看病，她说：“咱们这穷，我知道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天主要收我的灵魂了，我也该回家了。”1988年10月四姨与世长辞，安息主怀。
    我们的好四姨，19年来，我们有多少次在梦中看见了你的身影，我们又有多少次在梦中听到了你的歌声。今年的复活节，你一定在天上看到了咱们舍必崖村天主堂里的盛况，随着11位新教友的领洗，咱们舍必崖村已经有400多教友了，比你走的时候整整多了一倍。你在这片热土上撒下的福音种子，将会结出更多、更丰硕的果实。
    我们可亲可敬的好四姨，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