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居室一应中国陈设，他喝碧螺春，用竹筷吃中国饭菜，演习儒家礼仪，定期参加当地的祭孔大典，用自鸣钟、多棱镜、望远镜、西洋琴、地球仪、世界地图等西方特有的“技巧之器”赢得知识阶层的好感和拥护。

晚明至清初的儒家是怎样对待“天学”的？本文归纳了这一时期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对“天学”的种种态度，其一，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对“天学”产生好感的儒生，以明末的东林党人中一些人物为代表。

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天地君亲师”“敬天爱人”。孔子与中国古代贤哲也能成为基督真理的跳板，把中国人导向基督，引向天主。其实中国的文化与天主教的文化是吻合的。

利玛窦在译本的序言中称赞儒家的伦理观念，把“四书”和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

（若1:38）利玛窦对儒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儒家学说与基督宗教有着许多共同的价值观。根据儒家学说，人际关系中的五伦，需要以“仁”来尊重和培养，以保持个人和社会的和谐。

我的祖父也常用儒家的孝道教导我们，即“天、地、君、亲、师。”也就说把孝敬天放在第一位，与天主教的十诫的第一条：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相吻合。以上事例说明中国在上古时期是存在着信天主的源头。

瞿汝夔皈依天主教后，“即刻就让他（利玛窦）分享了儒家的权势。广东的兵备道，韶州的知府，英德的知县，还有南雄州的知府，是瞿的老师、同乡、同学、同年。

对于这个话题，来自韩国的一位学者表示，1880年基督教以暴力的方式进入了韩国，当时的传教士不顾当地的儒家传统，禁止信徒向祖先磕头，并且摧毁了佛像。

他写的《天道观》下册，就是要把我国历代皇帝分季节祭天作为儒家成为儒教的根本理由所在，皇帝祭天即为儒家天人的中介—司祭，天人合一的媒介，因而他特别重视弥撒圣祭。

我国古代，敬祖祭天、社稷家庙、祖宗牌位乃是爱国、爱家、慎终追远的儒家孝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