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百里，《中国天主教指南》（新加坡：新加坡中华公教联络社，2014），页数24]　　另外，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梵二）改变了教会及神学教育的目的及内容，令神学教育于近年变得一方面更普及化、但另一方面却更学术化

1965年曾赴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10」（罗十二10）在此，我们应回想起梵二大公会议对司铎的恳切鼓励：「司铎应该诚心承认并促进在俗信友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教会使命中的本有职分，（…）。

犹如梵二大公会议鼓励各地教会提供机会让信徒接触社区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实践关怀行动。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2015年12月8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五十周年纪念日，教宗方济各开启伯多禄大殿圣门，正式拉开慈悲特殊禧年的序幕。教宗吁请信友关注禧年的两个核心——圣门和告解。

由是，天主教会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中提出：(1)各民族原是一个团体，同出一源。

单枢机：梵二大公会议的法令中就有关于宗教对话的内容，实际上宗教对话包括三个要素：第一，要彼此了解，宗教对话不是要把对方皈化，而是诚心诚意地了解对方所相信的是什么。同时，我也坦诚地把我自己的信仰告诉他。

1989年，大公宗主教，Dimitrios一世，宣布9月1日为环境祈祷日。东正教会的礼仪年即从本日开始，也纪念上主创造这个世界。

直到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后，教会才重新燃起对落根文化的兴趣：一方面，教会必须忠于基督宗教的源头；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忠于当代的社会及不同文化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