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在政治运动中扣在陈神父头上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陈柏庐神父就开始了在成安、魏县、大名、临漳等县公开传教。

1965年8月15日，当时身为修士的胡贤德回到镇海老家务农，戴着反革命帽子，受人歧视，遭人监督，就这样度过了十几个年头，但他终生追随基督的信念一直未变。

更使我感动的是，我毕业那一年的毕业纪念册，有一页被影印了以后放在信封里，那是我们班上同学戴方帽子的一页，我也在其中。我的妈妈，虽然遗弃了我，仍然一直来看我，她甚至可能也参加了我大学的毕业典礼。

当时，法国反教会的风气很重，有一次圣体游行，一个人非但不脱帽致敬，反而加以嘲笑，玛尔定先生闪电般从行列中走出，打掉了该人的帽子。玛尔定先生不管与谁同行，经过圣堂必定脱帽致敬，遇见司铎，必定施礼。

尽管当时的传教士很多都是带着传播信仰、传播文化的善意而来，他们在中国四处办学、办医院、做慈善，但是毕竟他们是跟着外国列强的洋枪洋炮进来的，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还是戴着洋帽子，代表洋人的利益。

为此，当时群众编成顺口溜赞扬说：“冯玉祥成立抗日同盟军，自卫军长张砺生，教友子弟都当兵，师团长是段家的人，土枪大刀齐上阵，车车炮（带轮的土炮）有好几门，困难最数是后勤，吃块垒（用莜麦面做的食品）用帽子盛

当年，我姑姑就是穿戴这样的会服，头顶大白帽子，身穿黑色长裙。记得姑姑拿着圣母显灵圣牌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讲圣母显现加大利纳的故事，那一年妹妹出生，姑姑给她起了这个美好的圣名。

但是，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基督教仍然被视为西方的宗教，属于西方文化中的舶来品，基督教的西方的帽子仍然没有被摘掉。

傍晚，母亲和我们一起霭见了父亲，撤下棺椁的盖子，只见父亲安详的躺在那里，眉毛、胡须上浮着看似稀薄的白霜，母亲向上提了提父亲的帽子、除了肤色灰紫之外，完全和正常人一样。

其时，艾类斯神父已经渐次清楚文主教等九人在被虏的当夜被火烧死在天宁寺凌霄塔旁，并在塔旁捡的帽子、布鞋、圣牌等遗物和贝神父的脚后跟遗骨。艾类斯据此再次与日军当局交涉，让其正式考察和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