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来土山湾的人多了，他的木雕最受欢迎，经常被争购一空。这一时期他的木雕艺术个性鲜明，雕刻材料更多地采用质地坚密的黄杨木，题材也不局限于圣经故事。

另外，和步神父同一天到达上海的还有另外三位遣使会修士，一位前往河北保定，一位前往江西南部传教，还有一位生于意大利都灵的名叫马类思（LouisMarco）的辅理修士，他后来也到嘉兴文生修院服务，抗战期间死于乍浦

1945年抗战胜利后，祖父至南京任南京教区总主教私人秘书，天主教《益世报》南京版编辑。祖父一生出版了几十本书籍。

当人们联想到“正定教堂惨案”事件时，会发现抗战中的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也就是真善美圣的精神传播者。

4年后发愿时正逢抗战爆发，她积极投身其中，在此期间，她还在包头地区执教5年。1945年她调到了母亲的家乡——和林格尔县舍必崖天主堂工作。

我上次发表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以2014年的研讨会为蓝本，同时再做进一步的文献梳理，比如我以当时的《申报》和其他的几份在华期间发表的报纸，勾勒了到底传教士在抗战期间都做了哪些人道主义工作？

至抗战前夕，本会已发展到一百多人，甚至从遥远的法国也先后来了2位入会者——露格妹、林昭妹。

海门教区境内的狼山圣母堂是长江流域北岸唯一的宗座朝圣地，其教堂风格独特，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由沪上著名建筑工程大师潘世义先生接受朱开敏主教邀请，临危受命设计督造，历时一年落成。

第一次重大结合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的革命组织中就有不少基督徒；第二次重大结合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此期间基督教会可以说与中国人民的进步（抗战）事业发生了更加全面和整体性的结合。

1945年抗战胜利，青海教友3552人，外籍神父11人，中国籍神父1人，外籍修女19人，中国籍修女1人，小修生7人，收治孤儿17人，受治疗的病人为6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