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凡是做和平、仁爱、慈善的都是以十字架作标记，如：医院、医生所背的药箱、医院的救护车、红十字会的旗帜、卫生防疫站以及国际上救灾救难组织，这些十字标记是与天主教密切相关的，都受到基督宗教文化的影响。

我们中华民族每遇灾难，人们都会纷纷献出爱心，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无论是师生还是商贩，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会行动起来为遇难同胞送去温暖，甚至还有一些自愿组成的志愿者去救灾。

早在西安事变后不久,黄涵之、屈映光等居士就组织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时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的赵朴初居士,以慈联会常务委员的身份,驻会办公,负责收容救济难民的工作。

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他发放赈款万元；1931年长江水灾期间，他曾在上海组织捐款；1935年黄河泛滥时，饶家驹躬亲赴徐视察灾情，然后递交报告，组织救灾；他在报纸上刊登启示，特吁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

另外，凡是做和平、仁爱、慈善的都要十字架作标记，如：医院、医生所背的药箱、医院开出的救护车、红十字会的旗帜、卫生防疫站以及国际上救灾救难机关单位都打着十字旗号，所以说十字这个标记是与天主教密切相关的。

这时育婴堂婴孩增加，尤其是1929年，前所未有的大旱之年，葛永勉神父为了救灾，组织了驼队，多次到银川买粮分发给灾民度荒。这年就收了四十多个婴孩。

细心的人应当已经发现，灾区倒塌的无数房屋之中，有寺庙，也有教堂；在悼念死者和感谢生命重生的仪式中，也有烧香燃烛、双手合十、拜天叩地、两手划着十字圣号……的身影；即使是现在的救灾现场，不少的宗教组织、宗教基金会

因为与日本方面没有打过交道，饶家驹找到了自己在华洋义赈救灾会的同事、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上海的记者田伯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田伯烈，请他帮忙联系日本方面。　　

4.义工培训林先生说：我们明爱的主要项目是救灾和帮忙穷人。其中主要包括：紧急赈灾和灾后重建等。

林机回答说：“蜀郡地区大旱，有关官员上奏朝廷，请求10万石米救灾。皇上下旨按数批准。我以为米的数量太多，蜀道难走，应当调查情况后再给与发放，所以就封还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