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开始转向基督教研究，推出这个成果，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他是功不可莫的。

罗马教宗从拉特郎条约以来，自称是“梵帝冈的囚犯”，多少年来教宗不曾步出梵帝冈城一步。但自若望二十三世以来，教宗主动走出了梵帝冈宫，视察世界各地的教会。

文革中的1966年8月中旬，一伙造反派闯进真原堂，乱打乱砸，丧心病狂地用绳索把敬供于祭台之上的圣母玛利亚的塑像拉倒在地。造反派们拿着一条扁担对段主教吼道：段荫明！

正在着急的时候，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不远处，正准备上车，司机却冷漠地说不拉客人了，边说边关车门。女儿被车门夹住了腿，哇哇大哭起来，我想这个司机是嫌我们的地方近，不赚钱。一生气，干脆就坐回到车里。

每当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只有全心依靠天主，这也拉近了我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对天主的信赖。在我无助的时候，彰显了天主的大能，在我的渺小中，体验到了天主的伟大。

其次是桑巴拉特五次宴请乃赫米雅，企图谋害他，都被识破。乃赫米雅知道他们是企图谋害他，遂派使者去答复他们说：“我作的工程浩大，不能前去。我怎能离开工作，到你们那里去，而使工作停顿呢？”

这与依纳爵∙罗耀拉在其神操中所表达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有关复活的默想中，圣依纳爵给出的指导是，祈求天主赏赐圣宠，使我对吾主这般的光荣和福乐，感到欢欣雀跃。

传福音，本是所有天主子民的责任，义不容辞，可有不同方式：祈祷克苦，牺牲奉献，生活见证。

基督的门徒都被邀请来静观十字架上孤独静默的耶稣，「尽在不言中的圣言」（注三九）先知性地肯定了天主的绝对超越性；祂以自己的肉躯克胜了我们的罪，吸引每一个人归向祂，给与每人复活的新生命（参若十二32；十九34

[12]费纳克：《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编入《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第89-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