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在第五届“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尊敬的汤汉枢机、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能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并作简短致辞，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请允许我特别说明：今年我已到61岁，所以按照规定不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不过我还是很愿意代表人大的同事们向本次会议的真正推动者表示感谢，蔡惠民神父、张士江神父和李平晔局长都为会议付出了心血，没有他们的努力，这个连续多年的论坛是难以想象的。

    从2010年我们共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第一届研讨会，到本次会议已是第五届。如果进一步追溯，我们还在2003年举办过同名的会议“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 不久以后将由复旦大学举办第十一届，转眼已有十二年。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评估我们所能为者，其实都只是短短的瞬间。正如我认为自己61岁已算是老人，从深圳过关是才发现65岁才有资格使用老人通道。

    由此进入本次会议的论题，我们也许会想到：每一段历史其实都有纠缠不清、难解难分的问题。然而从后边反观历史，往上会发现许多问题未必是那么水火不容。从神学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在我看来，神学的独特逻辑之一正是从个体生命所不能企及的历史长度反观我们自身的处境和问题。而判断的眼光一旦可以进展的足以长远，对历史问题的具体判断必然有所不同，“中国天主教与社会的融合”当属这一类问题，因此我非常赞赏汤汉枢机所说：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该不该”、“能不能”，而是如何进行。

    汤汉枢机还说到“对话”的前提在于“聆听对方”，而且不应当只停留于语言，也应以落实于行动。如果可以进一步，我还想说“对话”应该是面对面的。停留于语言的接触也许是间接的，没有温度的，甚至可能是僵硬的；而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才更容易的相互理解，并激发深层的思想碰撞。

    关于“天主教会的中国化”，汤汉枢机认为：“一个没有实现本地化的教会，是一个尚处于成长中的教会。”这使我想到神学家朋霍菲尔的“The world of Age”之说，亦即如何在日益成熟的世界和多元文化中谈论信仰。无论“本地化”还是“中国化”，我觉得都涉及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诠释框架”（Interprefive Framework），另一是“关联框架”（Correlafive Framework），前者就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对话的思想资源，后者则是中国基督教的独特处境和文化经验。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并非中国基督教的独有，也是西方神学同样要面对的。由此生长出的神学范式，应该也是对于“关系性存在”（Covelated existence）的确认。

    我相信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资源，帮助我们将对话引向深入，并且从不同角度承担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