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如果每位教友，一生能感化两个人来信主进教，不出几年，中国的教友就会增进两倍。

被誉为“中国达芬奇”的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出生于当时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徐家汇），是我国系统学习西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家交流的第一人。

神父深知这部教会不朽的著作，为中国教会的扎根与发展是多么地重要。本若不固、根不实，枝叶即使再繁茂，也终必有枯萎的一天。后进不才，只有眼巴巴地寄望于神父。

以上几种素描，可以看出不少中国教友的信仰素质，没有半点的教友气味。路加福音十四章16-20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设了盛宴，邀请了许多人，到了宴会的时刻，他便打发仆人去给被请的人说：请来吧！

这种喷泉在中国还是前所未见的景观，引起了皇帝和宫廷人员的啧啧称奇。　　不久，在乾隆的旨意下，由郎世宁负责设计建筑图样并作全园布局，在圆明园里兴建了几座西洋楼，其中就有著名的海宴楼。

所以我说，这种现象是中国教会必然要经历的，如同国外许多的教会经历过的一样，最后，终究会达到圆满的结局。毕竟，天主的教会是由人管理，然而却由天主圣神所推动。

在我领洗后第二年的秋天，袁神父赴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学习，我的信仰生活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的指导。

时隔半年多，今天听院长这么一感谢，他恍然大悟：果然没出他所料，是他那副崭新的眼镜漂洋过海到了苦难深重的中国，因为那里有更需要它的人，在翘首以待呢！

让我们重温若望·保禄二世《救主的护卫》通谕，特别在圣若瑟月内重振对大圣若瑟的敬礼，特别祈求他为中国的传教事业转祷，使大陆教会不断掀起新的福传高潮。

但是，漫长的赶考岁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科研事业，《农政全书》如期出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以及他的传教士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