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育婴堂婴孩增加，尤其是1929年，前所未有的大旱之年，葛永勉神父为了救灾，组织了驼队，多次到银川买粮分发给灾民度荒。这年就收了四十多个婴孩。

细心的人应当已经发现，灾区倒塌的无数房屋之中，有寺庙，也有教堂；在悼念死者和感谢生命重生的仪式中，也有烧香燃烛、双手合十、拜天叩地、两手划着十字圣号……的身影；即使是现在的救灾现场，不少的宗教组织、宗教基金会

因为与日本方面没有打过交道，饶家驹找到了自己在华洋义赈救灾会的同事、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上海的记者田伯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田伯烈，请他帮忙联系日本方面。　　

4.义工培训林先生说：我们明爱的主要项目是救灾和帮忙穷人。其中主要包括：紧急赈灾和灾后重建等。

林机回答说：“蜀郡地区大旱，有关官员上奏朝廷，请求10万石米救灾。皇上下旨按数批准。我以为米的数量太多，蜀道难走，应当调查情况后再给与发放，所以就封还敕书。

2008年西开志愿者奔赴汶川地震灾区救灾以上就是我对本堂区福传工作的一个简单总结。其实大家都知道，福传包含着“宣讲”与“见证”。上述我所介绍的，实际上都是涵盖在“宣讲”这个层面上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反对内战，赵朴初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积极地投身于救济战区难民的工作

我们讲流浪儿童那就不是徐司长的事了，是另外一个司长的事，我们讲紧接救灾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部门，低保，困境又是另外一个部门，残疾又是一个部门，完全是不同部门的。

对此，温州地区的一位教会负责人认为，我们基督教的公益表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平时有经常的积蓄，不致像汶川救灾那种临阵磨枪，准备不足，……当然，社会事工的缺乏，责任并不完全在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