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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2013-10-26 17:01:06

  主持人:有请我们的嘉宾,魏德东教授、刘继同教授、何文秘书长、王清芬女士、童小军博士,张雯女士。

  曾晶:我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我们的创始院长是前民政部王政耀司长,我非常荣幸担任这个环节的主持人,中国公益研究院业内知道的人都知道,它是平台性的角色,我们除了进行公益慈善方面的研究,教育培训之外,我们还有老年研究中心,儿童福利研究中心,每年6月份的时候会发布一个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年度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今年的主题是让儿童成为国家的优先战略,这个主题我想在今天从刚才开始几位领导的发言到学者的发言,大家已经普遍能够接受和认同。

  今天我来担任这个主持人,我把自己的定义也是我希望扮演这样一个枢纽,包括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论坛,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开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许多的民间救助机构活跃在儿童救助和养育的一线,但是形成联盟体合作体的关系,应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次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纽带,不仅让我们大家认识了彼此,更重要是以这样一个开端来搭起一个产学研,商界,政界,几个界别共同对话的平台。

  今天早上到现在,其实我们听到了很多学者的发言,我们也听到了很多领导的发言,我其实在今天咱们这个环节,我想先把这个话语权给我们来自民间机构的代表,也就是他们活跃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两位女士,首先请王清芬女士,我们简单聊几个问题,作为一线的救助人员,在这几年工作当中,你们能感觉到这几年我们国家的这种孤儿被遗弃的状况,弃婴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在你们接触的工作当中,发现什么差异没有?

  王清芬:弃婴从我们的机构来讲,1988年开始到现在,弃婴增加的量好像还是差不多,到现在为止有增无减的现象,被遗弃的孩子都是一些残疾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主持人:数量上还是没有增加。

  王清芬:有增无减。

  主持人:跟大家常识性不太一样,张文你的感觉呢?

  张文:弃婴的问题跟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相关的,我们九十年代初开始做这个工作,那时候有很多健康的孩子被遗弃,现在健康的孩子很少,大多数都是残疾的孩子,另外清芬他们服务的对象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座有些机构的服务机构,是帮助国家福利机构在做他们孩子的康复养育,我们看到的是跟政府的福利院情况一样的,就是在减少,但是残疾的程度越来越厉害,好多脑瘫,智障,还有特别严重疾病的孩子。

  主持人:这些变化,你说到这种变化,给你们工作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救助,养育的过程当中。

  张文:我们尝试着做孤儿减少的这方面工作,就是帮助那些贫民孤儿命运的孩子,比如说患病的孩子没有钱治病,各种原因,我们去帮助这样的孩子他就能留在家里不变成孤儿,民间机构做这样的工作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做就是做一个在源头减少这样的孩子的情况,所以我知道我们有些机构是在做这方面的。

  主持人:直接在你们工作当中把目标指向去消除,这个事情产生的原因。

  张文:帮助困境儿童,因为疾病,家庭变故,各种原因,大家看到很多虐待,因为这种原因造成的困境儿童,去帮助他们就能防止他们变成孤儿。

  王清芬:我们民间孤儿院的情况,我们面临的困境,比如说关于收养问题,刚才张主任在讲寄养或收养的时候我非常认同这种理念,孩子确实是在家庭成长的,我们孤儿院1996年就开展寄养家庭,很多在寄养家庭孩子的成长比孤儿院的孩子成长身心灵健康很多。收养这一块,我们很多孤儿院有些是没有户口,还有虽然是有户口,可是政策法规不太完善,还有收养的门槛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残疾轻度的我们经过手术做了康复,孩子可以生活自理,可以回到收养家庭,收养的程序门槛比较高,所以就使得很多可以收养的孩子,原本可以回归社会的孩子,难以回归社会,这是一个困境。

  另外的困境,比如我们孤儿院成立到现在25年,现在大龄孩子将近30岁了,关于他们的工作,就业,住房都需要社会的支持,政府的支持,很期望我们和政府的合作,能够把儿童工作,孤残弃婴的工作做得更好。

  主持人:茶歇的时候我看咱们做的纪录片,不约而同有好几个机构都提到了这些孩子的户口问题,这也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艾德基金会何文秘书长,从基金会从事这方面的项目,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何文:我们有类似的问题,助养方面的项目,方面是我们帮助福利院一起做一些在福利院机构里面的助养,另外有一些是家庭寄养的,我们特别大有一块是没有脱离他原来家庭,比如有些孤儿跟他的爷爷奶奶,亲属,还在他本来的社区,这样在户口这些方面应该说是难度会小一些,他自然而然就有了。

  另外,包括像用这样的形式我们来做,教育方面会推进得更好一些,我们就从小孩子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现在我们有读大学的,大学毕业就可以正常进行就业了。

  主持人:咱们过去孩子停留在救助,或者用一句宗教上的用语,解除他的为难,拔苦,现在我们机构已经开始提升了,予乐的阶段,给他们创造未来的福利,包括现在这些新的问题出来,在这个方面咱们政府还能有哪些作为?


现场提问

  童小军:首先说一下,因为我的发言是一种激情,可能是基于我个人从学科的角度,对实际的工作有可能会有一些冲击,所以我后面的发言,现在的儿童福利其实从我的角度,咱们国家从儿童福利制度而言,其实是支离破碎的,我们确实从比如说我们提到几个重要的时间段,大家都能看出来是近几年才出现,都是针对突出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我们有很多制度还没有在最初的时候治根,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对科学知识的尊重,以及对这个现象逐渐深入,政府也在不断改进政策,比如说今天徐司长,张主任说的,我觉得两位发言,我觉得我很少对政府官员在这样场合的发言有这么由衷的赞赏和赞同。

  张主任讲的几个理念最重要,我们讲户口这个事情,如果从儿童权利的角度,这个事情是政府应该不设任何障碍让它解决掉的,尤其是这些困境儿童,这种重残,残疾的孩子们,因为他没有户籍,他在整个社会里等于是没有存在地位的,没有任何身份的,国家的预算,比如说对外公布说中国有2.8亿孩子,没有这些孩子的,因为他没有户籍,国家的预算,儿童预算,免费的免疫,仅有的一些医疗的补贴等等,以及孤儿的津贴,都没有这些孩子的份,实际等于你这个政策就没有把最需要的这些孩子们,我们没有把他包括进去。

  但是这些东西从我的角度,很多时候我比较感性,就是在最初,我因为在美国学习,刚回来的时候好长时间在外面,回来以后看到了解的时候,我通常会说怎么会这样,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但是逐渐现在我就知道,其实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个事情其实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情形。

  我刚才讲到的人性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中国很多好的政策其实是被很多人钻空子利用了,所以政府实际在很多时候出台一个政策是非常谨慎的,这个谨慎有可能就会给我们实际本身特别需要的人,可能带来了障碍,我想我们今天干的活实际就是来促进,就是能够让这个事情更透明,更清楚,让政府能够有更明确的方向,这样能够改善情形。

  所以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从儿童权利,上个星期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做第四次第五次的国别报告汇报,汇报里面写了很多我们中国政府为儿童做了什么事情,有了什么样的改善,成绩非常显著,我觉得我作为在这个领域里的人非常自豪也非常高兴,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那个报告很客观地讲到了很多我们中国政府在儿童福利方面还存在很多的缺陷。

  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在座所有人应该感到欣慰的,中国政府在1990年签署了这个公约之后,一直在不懈做努力,但是我们的政策确实有过程,政府经济文化的改善确实需要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一颗焦虑的心,一份激情,最好能够化做比较理智,比较有节奏,能够帮助政府改善政策是最好的。

  主持人:这也是我们在座大家存在的最大一个想法。通过交流和对话所产生的互动,它的能量也是非常大的,谢谢童老师。

  魏教授一直在记,肯定有很多话想说。

  魏教授:感谢主持人,我来自人民大学,人大门口有一个石头,实事求是,作为人大老师,我想从实际出发,看实际情况,在儿童养育问题上我没有任何研究,但是我从2006年开始与张士江合作发起了宗教公益事业论坛,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我们与诸多的宗教团体合作,在儿童养育问题上,自古以来都是宗教团体在起主要作用,我们在进看,在我们民间宗教养育团体当中,800多家团体里,宗教占了580多家,这就是事实,所以在这个时候如何推进民间养育,我想我们有些概念,比如去宗教化,把宗教转成什么,把宗教的爱转成社会福利,这样的语言我个人认为是不是符合实际,从我一个宗教学者角度看,我的理解是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的积极性,帮助宗教慈善机构提升专业水平,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方向,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看到整个国家慈善政策的松动,鼓励宗教慈善的发展,关于这个领域其实现在中国研究院刚刚和曹德旺先生资助的合约研究中心,我们刚刚达成一个合作协议,希望能够在宗教领域,特别是宗教慈善这个领域上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探索性的研究,特别是让我们宗教机构目前已有的能量,如何更充分发挥出来,让他们在我们国家目前整个社会服务当中去发挥它特殊的作用,这一点我特别赞成魏院长的说法。

  说到今天第二个主题,刚才大家讨论了很多关键词,专业化问题,一个平台不仅有一个对话的功能,非常重要的是未来我们说这种互相的学习,分享的功能,在这个专业化的问题上,我们想听听艾德基金会你们在专业化探索方面,我看到有一些资料,特别想听听何秘书长的具体介绍,特别是儿童养育,照顾方面有哪些专业化的探索。

  何文:专业化,特别我们做慈善工作,我经常说艾德基金会,用爱心做发展工作,前提是爱心,刚才我们童老师说的题目,社会的良知,可能我们认为专业化不单是很理智很理性用很科学的,我们所谓的科学的手段去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前提还是爱心,要彰显出人性善的一面,让我想起刚才我们魏院长说到的就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看经济的行为是看我的利益,我们应该给它转变成不是我们对利益的崇拜,而是对我们一种文化的崇拜,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崇拜,处理中间很多的关系。

  我们同样做儿童养育工作的时候,要专业化,我们是要通过对人格尊严的崇拜去做这个工作,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标准,流程和态度,去为儿童服务,这样才会生出系列我们的规章制度来,这样在我们的规章制度当中才能体现出我们人性善的一面,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做的,详细我不耽误时间了。

  主持人:您可以介绍一下特别值得跟在座分享的一两个您说到的故事。

  何文:儿童养育,我们说全人关怀,基督教的观点是,人不但要吃饭,还有心灵,身心灵全面的发展,全面成长,这是我们说的范围方面。我们具体管理项目方面,操作方面,我们做儿童养育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儿童看成他是在我们项目管理过程当中决策的主体,可能大家会奇怪,儿童会决策什么,我想只要会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会点一个头的人他都能够决策,他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东西,我们去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他需要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工作都是从我们非残疾人的群体去做出的判断,很少听取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就像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在项目管理过程当中把他们看成是决策的主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怎么样他们感觉到更自由自在生活,我们就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前提下,我们从计划,监测,评估过程当中都需要他们参与进来。

  我们做项目计划的时候,我们在很多孩子家里面,他们有些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们也要跟他们谈心,福利救助站,民政部门救助站,我们也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去救助站呆一两天就想跑出来,我在南京火车站经常会遇到他们,他们反而很亲近我,不一定亲近救助站的人,因为我们尊重了他,承认了他人格尊严的存在,承认了他的主体地位,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肯定要这样去做。

  我们服务当中还是要问他究竟我们这样的服务你满不满意,我们不能说给你好你还不觉得好,他下一步就不需要你了。我们还是要转变态度,基督教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更容易理解,我们变成,我们就像服务员,他们就是我们需要真正去服务的主体。

  主持人:不管对身心有障碍的孩子,其实就是对健康的孩子,在座很多跟我一样都是作为父母亲,这个理念也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必须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照顾,现在很多机构也在设定标准化的服务,我们知道其实对一个脑瘫的孩子怎么抱都是一门学问,我们为什么要专业,不但我们养护机构,有些东西还要向公众进行普及,很多志愿者很热心,跑到福利院去帮忙,给孩子们带去一天的快乐,但是往往有时候会给咱们的工作带来困惑,他们不太了解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关照,福利院两位女士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王清芬:我很认同何文老师的观点,我们尊重每个孩子,他是有感觉的,是懂得爱的,这也是民间孤儿院的优势,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确实有爱心有尊重在理念,集中养护,救助站,有一些工作人员是流动的,孤儿院我们民间的这些人就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就像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他感觉到非常温暖,所以他喜欢在民间这样的寄养机构,如果从寄养家庭的角度,孩子们更喜欢呆在家里面,更有温情,更有感情。

  我们也有民间很深的体会,我们爱这个孩子给他尊重的时候,他就愿意跟我们谈话,愿意接近我们。如果我们持的态度是高高在上,我们是院长或者给他提供服务的,而不是把他看作是我们的孩子,服务对象,这样一种心态的话,孩子是有感觉的,尊严,以孩子的需求作为主体,非常正确,也提醒我们在座机构,我们做任何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思考点就是考虑孩子的真正需求,孩子需要家,需要这种养护更小范围的一种养护方式,我们怎么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养护方式。

  张文:我自己学儿童社工的,我自己是妈妈,我们做孤儿养育这个专业问题,说复杂不复杂,很简单,孩子需要什么咱们给他们什么,我们孤儿最缺的就是家,我自己有几个领养的孩子,我曾经问过他们,怎么才是对你们最好的,他们不约而同说的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有家,有家不仅是有吃有穿有人照顾,是有情感,有人稀罕你,我们做孤儿工作就应该把所有复杂都变简单了,怎么让孩子得到最基本的,他最需要的家的感觉,这种关爱,我们领养是最好的,寄养是第二好的,第三才是我们机构养育,让孩子跟固定的人建立感情,孩子最需要的不光是吃穿,民间养育和大规模福利院的区别,就是你少,大人多,小孩少就好,大家少小孩多就不好。

  主持人:我想是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社会上还是有一个观念,觉得从事这种公益救助收入低,这种观念也要转变,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领域,已经要求到这个地方工作的人的技能要求非常高,作为一个公益研究院的使命,作为教育和培训的机构,咱们在这一块的教育和人才储备上的确做得还是很不够,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在做专业化建设,其实大家机构内部都有很多的探索,真正想把它提升或者说就像刚才何秘书长谈到了,有很多现实的困扰,比如说流动性,养育人员整个的工资福利水平低,留不住好的员工,我们也听说这种情况,刚好有专家在,在座也有一些参与决策的领导,大家是不是提一提你们的困惑,怎么样推广保持机构专业化,需要什么帮助,需要我们外界能够做一些什么。

  何文:我们可能没有他们两位有更深的体会,因为艾德基金会相对来说儿童养育这一块工作是其中一个部分,我们还有其他六七个方面的工作,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教育,社会组织培育,单从儿童福利这一块,我发现现在我们为什专业的人员方面,老是会留不住,一个人工作一段时间,工作很熟练,也做得很好,大家都很欢迎,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离开了。

  我说一个比较通俗的,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更多在经费上还是比较欠缺,如果将来我们国家在这一块,从国家要负起责任来提高我们儿童福利,这个角度来看,国家作为承担这个责任的主体,国家的公共财政,进一步加大预算,不断改善,我们参与到这一块服务当中的人员,各方面的一些待遇,改善条件,包括福利院的条件,各方面的条件,这样会使我们的人员更留住一些。

  通过预算的加大,加强我们在这个领域人才的培养力度,我们做这一块工作,好多的时候是靠我们自己机构去从民间筹款做一些培训,做一些让服务人员员工出去交流学习的机会,但是这个远远不够,跟我们服务的需要差距还很大,如果是在经费,其他基础的一些条件上更进一步加大,我想会更好。

   主持人:希望能够加大这样的经费的投入,张文有什么样的想法?

  张文:我刚才听大家说我就在想,大家知道美国几乎没有福利院,现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消灭福利院的,都是家庭,回归家庭,千方百计让孩子到家庭里头去,所以我觉得我们谈专业,谈什么,千万别谈偏了,像科技,这个行业里面专业就是回归家庭,让孩子尽可能得到像家庭那样的照顾,残疾的孩子怎么样让他尽可能像家庭一样,大孩子,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在一个集体养育的情况,让一个人负起那样的责任,这种关系几乎不可能,孩子谈到的情感需要,心理需要也是这方面的,让他回归到人本身的关系,只有这种关系自然的这种关系,才能够帮助他健康成长,心理的情感各方面需要是从这方面,所以我们真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得消灭福利院这种养育模式。这肯定做不到,但是至少有这个方向,让孩子得到尽可能家庭那样的关怀与照顾。

  童小军:我特别赞同张文说的,我近几年思想变化其中之一比较大的变化,福利院这样一个状况,以及民间机构养育孩子的集中供养的状况,我认为可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最近相当一段时间不太容易消灭,在这个不容易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能做得更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终实现消灭福利院,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一点都没错,目前以这个为目标我觉得不太现实,这是我的转变之一。

  因为我回来,救助系统和福利院系统最大的一个吃惊,救助院就是把孩子弄回来,查查地址把孩子送回去,福利院说消灭福利院,怎么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分析它的社会背景和整体,它的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我们需要改进,这个改进就是专业化,一定要培养专业人才,所以国家才开始推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就跟你讲的一样,特别不容易,何文秘书长说首先我们要转变理念,孩子是主体,一个眼神,一个哭声,一个肢体动作,你怎么才知道他那个眼神表示什么,你没有足够的专业素养基础上的实物,怎么做得到,这个东西是你需要专业化去训练的。


现场提问

  就像我们讲说比如说我们最近出现那么多(信息),为什么没有人管,这是我们制度的问题,尽管有制度了,我们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表现,孩子的长相,肤色,个子高低,体重多少,你能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你能知道他的眼神躲闪和回避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你希望去用什么样方法干预,这是咱们干的活,如果民间机构有培训需求我一定愿意。

  好像会议主持人找我的时候,我在培训,需要很快回复,等我回复的时候他们说已经找到人了,而我在回复之前还专门把安排的事情调到了晚上。

  主持人:有这样一个平台之后我们交流机会会很多。比如咱们说到家庭的问题,美国现在是福利院减少,基本上以家庭养育为主,我们要看到它有完善的社会支撑体系,美国的新泽西州,1:20的比例,专业在社区里面提供儿童服务的人,就举一个例子,儿童我们也知道这种领养收养家庭发生各种问题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它的问题是有很健全的一个社会的帮扶机制,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叫做儿童的投诉热线,这个热线光一个州有六千多名员工为他在做服务,能保证24小时都有人接听电话,接听电话在一个小时之内社区的咨询员就要到打电话的家里去调查情况,一系列的连锁应急体制就出来了,他去了解,通过调查发现的确有这个问题,马上就有救助站或者说我们叫临时的工作人员到这个家庭把孩子接走,有非常完整的社会支撑体系来支撑这样的家庭养育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但这个理想就像刚才童老师讲到的,目前需要专业,可能未来还需要各方去投入,把整个支撑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过程,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努力的目标。我们也听听刘教授的想法。

  刘继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又是最基本的政策问题,都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我觉得讨论里头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个就是孤残儿童,尤其是我们现在孤残儿童数量的问题,刚才徐司长已经讲了,国家正在研究,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家庭经济保障制度,这样将来我们的孤残儿童和弃婴也会成为一个历史的现象,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这个时间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制度很快,国务院要求非常明确,今年年底政策就要出台,我这个制度框架设计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家庭津贴制度。

  第二,我们现在的儿童问题这么多困境儿童,这么多现象,它也是一种历史阶段,我们的儿童虐待,包括一些西方的概念,我们在今年以前很少出现,媒体也很少提,学者的文章也很少提,我们今年每个人都能深切感受到我们每时每刻每天都会出现很多儿童虐待,儿童忽略的现象,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了,这里也有一个信息分享给大家。

  法国有一个学者有一本名著,历史人类学丛书里面叫(儿童的世纪),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家庭的情感革命和教育革命,这个孩子变成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主体,欧洲十七世纪以前孩子不是独立的主体,跟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一样,我想说欧洲国家大概三百年的历程,我们三十年就走完了,所以说我们儿童福利元年那个含义非常多,意味着我们将来这些事件会越来越多,不是这些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而是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主体来看待。

  第三,我特别想说一个信息,刚才我们送徐司长出去,周处长说我们这个活动组织得非常好,我们没让孩子唱感恩的歌,感恩的心,一看理念很好,我把周处长这个意思转达。

  主持人:我补充一个我自己的观察,我发现纪录片里面出现的孩子基本都是笑脸,但是那个笑脸看着当妈的心里面是酸酸的。

  刘继同:第三,我们现在为什么,刚才张文讲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基于儿童福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普世规律,立足于中国,我们要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制度,大目标我也非常认同,我们要消灭儿童福利院,但是这是永远也做不到的。因为永远有一部分孩子,因为残疾大家知道是我们人类永远一个不能去除的永久的伤痛,我们总有出生缺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永远需要一个机构的照顾。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四川汶川地震之后,我们有一大批的孩子跑到俄罗斯去修养,这个新闻报道,我们在设计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的时候,我跟部里很多领导都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现在传统的一般国家政要元首都来看我们的北京儿童福利院,国家的窗口,但是我们那里的孩子大部分都是重残的。实际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儿童福利中心,就是能显示我们正常的孩子,儿童福利它不是选择性的,百分之百的普惠,所有的孩子都应该享受。

  我们现在国家的儿童福利机构也正在做转型,民政部一直在做,而且他们现在儿童福利院院长的论坛我也参加过几次,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涌现了很多的典型。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专业的教育,我们怎么做,我们现在这两天,前两天在北大考虑医学的专业精神,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确立专业的权威,专业的地位,你怎么确立你专业的权威,因为我们的社会太复杂了,需要专业,不是谁都能干,我们对志愿服务要尽快转变到专业服务,这样的情况下,我现在主要推医务和儿童家庭服务工作。

  我现在想我们正在组建,张主任讲的国务院已经批的,我们正在做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因为这个协会将来一部分是我们的专业人员,一部分是现有儿童福利机构,这个机构成立之后,我们组建儿童福利家庭福利社会工作者协会,我们所有跟这个工作相关的工作人员进入这个协会,像医师协会一样。

  我们要建立国家级的网站,中国的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网站,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时代,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把国外的,现在美国所有的名牌大学天天往北京大学跑,希望跟我们建立联系,因为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市场,这样我们把国际资源全都用上。

  我们特别需要搞一些研究性的东西,搞一些丛书,我在这里特别今天早晨拿了一本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报告,他们缺少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他们不缺钱,他们自己做了这样一份报告,我们现在的基金会特别需要变成一个智库,我们基金会做再多的项目不是我们本职工作,我们要引领社会,站在这个社会的前列,我们做示范性的,将来国家照此办理,买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大学医学部今年获得了我们国内60所学校可以培养社会工作硕士,不分领域的,都是一般性的,我们现在开始专门培养健康和精神健康的社会工作硕士,2015年开始招生,培养中国,我们要把儿童社工,家庭社工,老年社工,残障,康复,精神健康,培养中国的领军人物。

  我们这种研讨会,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个信息交流,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培训,这里头大家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收获很多。

  不仅仅是我们,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机构的工作人员的研究,专业实物研究,你在这个机构怎么做,工作的流程做出来,将来儿童福利协会要干什么,代表政府,我们要制定标准,我们将来有很多专业委员会,不分民办公办,有宗教背景和没有宗教背景的,达不到标准国家财政资金就来了,达不到标准你就不要做专业服务,比较研究,西方现在有很多已经走在前列,都有规律的,我们可以发现规律。

  我觉得我们机构在职在岗培训,北京有一家自闭症机构做得比较早,他们的员工工资并不高,但是员工每年都能到国际上自闭症做得最好的机构去交流几个月,我们这些工作者一方面有大爱的工作理念,不是为了钱,有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追求。

  我们这种专业发展的机会,我觉得对我们的职工是最重要的,其实你参加一个专业的学习,我们什么是专业人员,专业人员就是我们有一种专业的追求,这种机会最重要,我想尤其我们机构的领导人和将来我们大学都会给大家尽我们所能提供这样的交流学习的机会。

  主持人:谢谢刘教授,我就不用总结了,他都总结完了,特别好,还是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在座听完了以后一定有很多信息想跟他们进行交流。

  魏国荣:我是香港复康会,我本身是做康复治疗的,养、治、康、教,残疾比例越来越高了,如果我们不把残疾儿童的康复治疗放在首位,我们真正一切为了儿童就体现不出来,刚才刘教授也提到了,给我们从事这些人员一些机会,其实现在是有机会的,收养中心主任也在这里,他每年都做国家孤残儿童护理员的专业培训,现在已经是国家认可的职业了。

  我们民间组织各位从事这个专业的人,能不能也加入到这个培训的行列呢,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我参加这个专业的标准制定和里面的内容,刚才几位专家的说这些我怎么看这个孩子的眼神,怎么抱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什么情况发育正常,都是我们培训的内容,我希望能不能把民间组织纳入进来,让我们更多人都得到培训。

  嘉宾:我们承担着全国儿童福利机构会员培训和院长培训,很专业,特别是护理员,从2010年开始被列为专项职业,现在我们每年培训2000多名儿童护理员,魏教授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努力目标,我们的培训规模会越来越大,每个护理员要拿到国家的证,这样我们的护理工作会更加规范。    

  宁夏银川孤儿院:非常认同在座各位专家对专业化都感兴趣,我们行业发展到这个程度非常迫切,非常必要做的,一个是机构的专业化,一个是护理的专业化,机构专业化我们按照NGO社会组织发展来做,我们在做行动研究,做的过程当中很困惑,能做一大堆事情,表达起来,梳理起来很困难,能不能高校做一点倡议机制,深入到不同的案例,跟我们的行动研究结合起来,把这样的专业化标准化做完整,做好,一个是机构,一个是养育过程,在这里面分类更加明确一点,智障的,残疾的,健康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城市的,农村的,把这种标准化能够做好。

  刘继同:我觉得培训,包括全国性的调查,现在确实是当务之急,民政部这个调查它只是一个大框,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现在不清楚,所以说我想现在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包括刚才纪主任讲的,明年我们儿童福利协会成立以后,我们用协会的形式,专家学者和政府的决策者,机构负责人,三方协同研究,把我们全国底数搞清楚,到底我们这个机构是什么样,我们孩子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服务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包括成本,费用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详细的科学的实证调查,为国家宏观政策决策服务,我们就有证据了,我们现在缺少科学的证据,不是随便做一个调查,我们很多调查数据本身都是要有好的问题,好的设计,好的专业人员做出这个东西才可信,才能说服公众,也包括公众,公众现在对大的情况也是不清楚的。

  贵阳希望儿童健康咨询中心: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在做家庭寄养工作,跟贵州省很多儿童福利院结合起来做的,我们是有信仰的,用我们信仰比较长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内在一种力量和爱心,其实我们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愿意把这点,我们人生的目标定位在帮助孤残类似事业上,我们非常有幸是我们得到国际儿童希望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后来也有儿助会,社工协会,关于政策,方针,理念这方面给我们民间机构的一些指导,非常宝贵。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儿童福利院之间我们密切配合,我们在贵州省工作,我非常幸运,我就觉得我得天独厚了,能够把这几方面结合得很好,让孩子能够不管寄养收养都是让孩子有一个家,这方面我们是能够补足儿童福利机构这方面,用我们的长处补他们的需要,并不是谁长社短的问题,要把自己的位子先摆正,我们对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我们要积极努力去理解,去研究,去思考,因为孤残儿童的工作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是跟法律相关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是说我们需要社会对我们理解,或者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我们需要这个条件,那个条件,不是的。

  我刚才也是觉得消灭儿童福利院这个事在中国恐怕不太可能,我没什么信心,我就觉得我们只是说去帮助它,我们不去取代它,不去替代它,它需要什么我们去帮它做那件事,这是我自己觉得能够平稳往前走,我觉得是一个经验。

  主持人:谢谢您的分享。

  嘉宾:今天我能够来到这里非常感恩,谢谢主办方,赞助方,以及各位给我这个机会,我来自贵州民族大学,其实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只是想来感受一下,能够面对面对我的身心灵有个体生,所以我想以后我的研究方向可能要有一些转向,对这方面。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曾经在一些网上看到公安部打拐部陈主任接受媒体的时候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被拐卖的儿童跟一般的弃婴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说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被打拐孩子不能收养,最多就是寄养,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民间儿童养育,最终是爱,家庭的回归,如果这样下去谈不上被拐儿童怎么回归家庭,他成长以后,特别是到幼儿园,3岁以后就是幼儿园,上学了,自然会形成很多对他无形的伤害,户口,福利。打拐办主任陈主任跟民政部有没有这个政策?类似出台的问题。救助儿童,不是单方面民间的,是国家,民间和社会共同来关注,共同完善这个问题。

  童小军:一个方面是关于您提的孩子的健康成长问题,的确不论是实物界,研究学者,还是政策,陈主任,我也是因为参与,说到跟儿童相关的领域我参与研究也很多,其中有一部分是跟公安部其联合国发展署合作做拐卖孩子的研究,从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不论是实物,正物,还是我们学者都关注到这个问题,你关注到具有你做学者的敏感,因为关注就会有相应的政策出台,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你提的这个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求各部门合作,我想我跟刘继同老师在很多跟孩子相关的研讨会,或者是论坛,都会有碰面,我们共同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话题,今天因为话题是集中在民间儿童养育,所以还没有到那,我也很吃惊他刚才讲他的协会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个问题,儿童福利所有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从制度建设来讲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一直想倡导,但是也在寻找合适的方式,建立一个或者有一个统一的负责各种各样儿童问题的一个部门,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寄养和养育是在儿童福利部,是徐司长。

  我们讲流浪儿童那就不是徐司长的事了,是另外一个司长的事,我们讲紧接救灾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部门,低保,困境又是另外一个部门,残疾又是一个部门,完全是不同部门的。真正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各个部门衔接,打击拐卖是公安部的事,解救孩子之后是民政来照顾,照顾的过程中,你说的户籍以及找到他们的家庭,这些工作又涉及到社区的基本建设,预防拐卖是在社区里,所以一系列的事,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倡导多部门协调的工作机制,但是要从最上面开始才能解决好你提出来的问题,您提出来问题蛮复杂的,要解决它,的确是大家都在努力,都在想办法解决的。

  我们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今天行动以及我们在座的各位的努力,我觉得特别珍贵,也是特别有必要,而且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朝着那个方向走,但是不幸的是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尊重科学,我们走错一步,一批的孩子就牺牲了。即使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孩子可能会被牺牲,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在现有的政策资源可得范围之内把它做到极致,谢谢。

  提问: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民政部的领导,还有各位专家学者面对面,这是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刚刚领导讲的话让我觉得特别有希望,我们所做的,他说到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的户口,对不起,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爱之家,我叫葛洁,我们所帮助的孩子是因为那些有病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我们做了15年,现在我们的孩子全部都没有户口,刚刚听了领导的讲话,我觉得特别有盼望,他说这些孩子们的户口是政府一定要解决的。

  专家说我们国家有很多对儿童的政策,如果我们没有户口,那些政策都与这些孩子无关,这是我们深深体会到的,我非常感谢也非常兴奋,今天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不知道该问谁,我们这些机构,我想可能今天在座有很多机构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机构没有身份,我们非常愿意照着国家的法律政策法规来有机会专业有规矩做我们的善事,也非常想把这个善事做成好的,能够给我们的国家在这些方面,通过我们这些民间机构给我们的国家脸上不抹黑,我们希望尽我们的一点力量,我们的身份,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比较明确的答复,我们的身份怎么来解决,刚刚也听领导讲了,有条件的民间机构与政府合办,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细则,因为我们在基层可能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遇到一些细则就没有办法了。

  刘继同:具体条件,七部委文件非常清楚,今年两会上民政部其实是代表国务院的,我们的社会组织管理有重大的改革,就是说协会层面,一个领域可以办多个国家级的协会,同时现在国务院法制办正在修订我们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机构,尤其是有宗教背景的这些机构,现在我们国内实际上已经开始实现,何秘书长,广东青年会,他们都在独立注册民非,法人化是将来的发展趋势,你们的身份问题,现在毫无问题,只是我们各地去执行。

  首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机构自身,由于机构负责人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怎么一步一步做,先注册,然后走向专业化服务,这样就跟我讲刚才适度的分离。

  主持人:我们都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咱们一直说儿童优先,他们到饭点了,今天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幸好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这个环节咱们暂停一下,一直在讲孩子,孩子就在面前呢,咱们今天再次用掌声感谢台上几位嘉宾和专家的参与,谢谢大家在现场的交流和聆听。

本文标题:圆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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