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做过教廷驻华大使，也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主教会议，并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刚恒毅枢机在他的回忆录上记载，当年他在罗马读书时，有一天晚上实在无处栖身，就去投靠附近的一个修会，却被负责人推辞了，并以为他“念一遍圣母经

这一事件立即被报送到了罗马教廷，罗马教廷认定它为奇迹，由于炮弹穿过时教民们正在祝福圣若瑟（耶酥的养父），因此这座教堂被命名为圣若瑟堂。

近几年来，教廷注意到贩卖人口的受害者的痛苦，也听到那些帮助他们获得自由的教会团体的声音，因此更加恳求国际团体，希望各个不同的机构能加强合作，以终止这个祸患[8]。

“七·七”事变前夕，在红格尔图及百灵庙大捷之后，全国人民慰问绥远抗日战士掀起了的高潮，罗马教廷驻华公使蔡宁主教也来绥远视察，慰问当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友，经归绥市天主堂本堂白祥神父的筹划，在“九·一八

后来，方济·达玛卓入了慈幼会，升了神父，做了八年华沙利切慈幼会中学的校长，以后又担任了七年慈幼会驻罗马教廷的总代办。

1936年，教廷特命全权代表蔡宁总主教莅台视察，6月28日抵温岭巡视。1940-1942年，俞谷声在天台平镇、牌门建立公所，继俞在天台传教的有肖逸人、周志中、陶然等神父。

当时无论是中国的皇帝，还是教廷方面都不太了解彼此。而在华的天主教不同的修会会士之间对是否尊重中国传统的尊孔祭祖等问题有着相互无法调和的看法，导致出现了礼仪之争。

从1919年教廷发布夫至大通谕，到1963年梵二公约之后，圣乐本土化倾向已经成为在华天主教宣教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天主教音乐仍以延续民国时期的教会音乐为主。

从“旧四规”到“新五规”是教廷对教理的更新，更加符合时代的需要，更贴近实际，便于记忆，便于实际去做。

这是为纪念教宗比约九世宣布教廷信条而立的，每年12月8日庆节那天，教宗必亲临此处，在石柱前献花祈祷。有点遗憾，不过在圣迹遍地的罗马难免有未及之地，留点遗憾好能作为下次再来的动力。哦！有福的罗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