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甚至可以说：受造界──生命的网络──是与天主和他人彼此相遇的地方，是「天主自己的『社交网络』」（教宗接见欧洲响导和童子军，2019年8月3日）。

雷鸣远神父1920年回欧洲，得到了教宗的接见，肯定他的报告，并给他一笔款，让他回河北传教时救济灾民。

他们对洋人其实是很仇恨的，当然他们的上层，有的留学过欧洲的，留学到德国的，或者是外交的高层政治家们，他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下层其实是受到宣传舆论的蛊惑很强烈的。

此时，欧洲战局已经出现逆转，越来越不利于纳粹德国，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对德军发起反攻，德军节节败退。

保禄当年传教的时候，在欧洲、亚洲一带活动，他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也许我们今生看不到这种成果，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做的对后来的人会有很大的作用。

(14)同时由于1989一1990年东欧政治情势改变，计划召开欧洲主教特别会议。世界主教会议是近代“生活的集体性”的模式，教会还需要深入研究它的意义及效力。

往往不是采取本土化的方法，而是移植和强制推行已有模式的草率做法—例如欧洲模式，对原住民缺乏尊重。

一天，在印度，他遇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人，这个人和他谈到自己远方的国家，还没有欧洲的传教士冒险去过。

这信仰并不褒贬某种礼仪或某些民族的风俗，只要不是邪恶的便应受保护，按人的本性，一般都会爱护、重视自己的国家及民族的传统，绝不要以这些民族的风俗与欧洲作比较，相反地你们要尽量适应他们的风俗。”　　

第二次大约在公元50-52年间，先抵叙利亚，迦拉达等地，后进入欧洲。在格林多住了一年半，再上耶路撒冷，最后返回安提约基雅。(宗15：36)我们的领洗皈依过程，也许比不上如保禄般的轰轰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