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当时学的都是传统的、比较老的神学，而他在1985年就用了《信仰旅程》等一些海外的资料给我们授课，在圣经方面为我们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非常关心包括我在内的修生们的成长。

南堂（宣武门堂）和北堂（西什库堂）因为堂区大、教友多，更多次组织教友海外朝圣。通过亲临耶稣的诞生、传教、圣死、复活的以色列各个圣地，教友们更直接、更亲切地接触到了主基督，信德得到了增长，信仰得以深化。

例如，3月11日，进德公益基金会设立了“抗击新冠肺炎：海外援助项目”，得到了海内外一批爱心学者、基督徒和地方天主教会的支持。

为了喜迎“司铎年”，“信德”专刊已刊登了一些神父关于“司铎”的文章，本期的“给国内神父们的一封信”，你将看到一位海外教友对“司铎”的忠告与关爱。

我还没有忘记在接近1997年间，香港将“回归”中国主权的时候，许多人思量移民海外，真正离港的人数也不少，其中不乏中产或以上阶层的信友。那时，基督教会圈子内掀起信友应否移民的讨论。

同年，与华侨教友刘天冠结婚。1941年参加马共领导的妇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入侵马来西亚。1942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曾担任地下交通员，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我还想用另一个比喻来补充我的想法：如果人想让三脚架稳定的话，就需要有三条腿支撑；事实上，它并不能靠双腿站立，简言之，那就是圣座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它需要第三条腿，即在中国的信友，同样需要有那些天主教华侨团体的参与和贡献

作为一名留学菲律宾的年轻司铎，本文作者通过对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比，深刻反思了信仰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展现了留学海外的学子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宗教本身不仅要在大陆展示出其跟中国社会积极的适应，还应通过自己独特的身份，说服港、澳、台或海外的教会，理解并支持中国当今社会的发展或前进，例如：像现在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常有对中国的指责和挑剔

在海外，许多士兵用废旧材料建造些临时小教堂。在英国，爱德华·R·菲茨杰拉德牧师用滑翔机上运送货物的板条箱造了一个小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