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往事】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教宗保禄六世与其所召回的最后一位「驻华」代理大使

●最后一位「驻华」代理大使

●主张对话并为中国呼吁发声的教宗

1月10日对华友好的澳大利亚籍圣座经济委员会前负责神长乔治·佩尔枢机Cardinal George Pell（1941.6.8.— 2023.1.10.）去世。在撰文纪念这位枢机时，发现当年与其一起参加2004年悉尼研讨会的另一位枢机—— 荣休的葛锡迪枢机Edward Idris Cassidy（1924.7.5. — 2021.4.10.）是最后一位「宗座『驻华』「代理大使」（亦称「准大使」。迄今为止，这位枢机曾是中梵史上，梵方派出的最后一位「驻华」最高外交使节，而且，这其中还有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为当时的新中国也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宝贵历史：当年葛锡迪总主教是在作为宗座「驻华」的代理大使的任上被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教宗保禄六世所召回。

教宗保禄六世自1963年6月当选伯铎继任人后就开始关注、关心新中国及中国教会，当了解到人口众多的新中国及中国教会的特殊情况后开始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发声，如高声疾呼及积极推动尽早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及席位。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会员国的当日，作为外交家出身的教宗保禄六世立即将宗座当时驻中华民国台北的「代理大使」葛锡迪总主教召回梵蒂冈，以表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尊重数亿中国人民，并支持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2004年4月17日荣休葛枢机在悉尼的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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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对华友好的佩尔枢机Cardinal G. Pell

关于葛锡迪总枢机，我们还得从2004年4月16日「共融——认识今日的中国教会」研讨会说起。在该研讨会召开的前一日，我抵达悉尼。当日下午在与研讨会主办方会面时，方知悉尼总教区的枢机主教和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荣休枢机将参加次日上午的讲座部分。“这位荣休枢机曾是『驻华』最高外交使节。”当时梁洁芬修女曾私下告诉我。梁修女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梵关系，所以也特别关心中梵关系。因忙于最后准备次日的讲座，当时我无暇顾及与讲座及研讨会无关的事及人物，后来也一直没再关注这位荣休枢机的背景。

前段时间在梳理和查找佩尔枢机参加昔日研讨会的新闻和照片等史料时，才发现这位荣休枢机的一些史料，尤其他作为 「宗座『驻华』最高使节——代理大使」被紧急召回的中梵及国际时代背景，并发现其被召回与时任教宗保禄六世也有关。‍‍

前排左二为荣休葛枢机与部分与会者

最后一位「驻华」准大使

原外文名：Edward Idris Cassidy

中文姓名：葛锡迪枢机

1924年7月5日生于澳大利亚悉尼；

1949年7月23日在澳洲沃加沃加教区晋铎；

1970年11月15日晋牧，被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为宗座驻中华民国台北的「代理大使」（Apostolic Pro-Nuncio），领衔阿曼蒂亚总教区总主教。虽然不是大使，只是「代理大使」（亦称「准大使」），但属于大使级别，因此，台湾地区喜欢用后者「准大使」，或只用「大使」的简称。

被召回

恢复新中国联合国席位

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表决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决议，史称【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此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拥有的中国代表权席位。同日，葛锡迪总主教被教宗保禄六世召回。

1973年，葛锡迪总主教改任为驻孟加拉大使兼驻莱索托大使，并兼职负责宗座驻中华民国的外交事务，使馆馆务先短暂由公使代办代理馆务，再改为层级更低的公使衔参赞衔代办代理使事。

1979年1月1日，中美（北京和华盛顿）正式建交，美台（华盛顿和台北）正式断交，随即葛锡迪总主教卸下（兼职）驻中华民国外交使节的职务，他因此成为了最后一位宗座驻中华民国享有大使级的外交使节——「代理大使」或称「准大使」。此后，宗座驻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正式降为政务参赞兼代办至今。（政务参赞和代办一般为蒙席。）

1979—1984年，兼任宗座驻南非大使；

1984—1984年，任宗座驻荷兰大使；

1988—1989年，返回宗座国务院事务处；

1989年12月12日，宗座基督徒合一促进理事会主席；

1991年6月28日，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擢升为执事级枢机；

2001年3月3日，荣休；

2002年2月26日，被擢升为司铎级枢机；后获任为宗座基督徒合一促进理事会荣休主席，并获得澳洲勋章；

2021年4月10日，在其澳洲家乡安息主怀，享寿96岁。

为中国发声的教宗

——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及席位而发声的教宗保禄六世

保禄六世是继若望二十三世后第一位主动开启与中国对话交谈的教宗。作为首位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教宗，保禄六世呼吁当时的国际社会不要孤立中国，减少对立，以对话交谈推动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保禄六世认为如此人口众多的中国有权利成为联合国成员，联合国也有义务邀请和接受中国。

教宗保禄六世在联大演讲前和演讲中

1965年10月联合国纪念成立20周年庆典。当年9月14日至1965年12月8日适值梵二大公会议的第四期。正在主持第四期梵二会议的教宗保禄六世不顾其繁忙日程，于当年10月4日应邀专程飞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以法语向各成员国代表发表重要演讲。

教宗保禄六世在呼吁各国政要“不要再有战争！永远不要发生战争！”的同时，也赞美和肯定了联合国的意义，并指出：“……我们甚至要说，你们要设法将分离者召唤回来，同时设法以荣誉及忠诚的态度，使那尚未参与你们友爱盟约的人加入。你们要行动使得那些仍留在外面的，渴望并堪得大家的信任，然后请你们接纳她（中国）。” 

教宗保禄六世1965年10月4日在联大演讲中

史学界的学者曾这样分析，虽然保禄六世在联合国的演讲没有指名道姓提及中国，但是与会各国代表都明白，教宗讲话中所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为其说话。一方面教宗保禄六世和一些国家领导人认为，（当时）有6亿人口的中国大陆，不管其政治体制和理念如何，中国应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并在联合国框架内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当时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对立时期。1961年柏林墙修建；1963年，因古巴导弹危机美苏核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在联合国中的相互较量，外交家出身的教宗保禄六世认为联合国不能缺少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即使西方某些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但也不敢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支持红色中国。史料显示：“自从保禄六世教宗以其世界，至少是以西方精神领袖的地位，在联大发表这样的演讲之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助了一臂之力。”

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的中文（繁体）和英文全文

1968年10月4日，教宗保禄六世为中国又亲自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再度建议和要求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进入联合国。 这位心中怀有6亿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及中国广大神长教友的教宗，不顾国际社会的误解，再次挺身而出，为中国慷慨呼吁，搭桥牵线，有力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合法权利。

这段尘封的历史和凡是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都不当忘记。

（更多参见 张光来著《寻径》第26、2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