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荷兰朋友VincentHermans(正定教堂惨案当中文致和主教Schraven的外甥孙)来信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在调查正定教堂惨案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曾在中国担任大使的杨乐兰先生（RolandvandenBerg

于是在省会长的安排下，他辗转来到马尼拉，加入了从大陆迁移出来的耶稣会中华省，在菲学习中文，并与来自大陆及世界各地志在为中国人服务的修士们在吕宋岛继续学业，以备学成晋铎后去大陆服务。

在对于中国的特别提及中，刚恒毅提醒教宗，早在1615年保禄五世（PaoloV）已然授权在礼仪中使用中文，而耶稣会会士鲁道维科·布格里奥（LudovicoBuglio）在17世纪已将弥撒书，礼仪本与日课译为中文

利马窦在1606年2月15日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曾写道：“王丰肃神父在南京已经两年了，努力学习中文与文学，很有成绩，做事睿智有德，那里的长上对他非常满意。

无论在读和写方面，他都相当不错，他现在已经是博幼基金会国际新闻的志工，每周将一则英文新闻翻译成中文。　　我对他如此之好，他为什么说，他的孩子再也不需要我了呢？　　

在这期间，王有生以他扎实的中文基础，特别是古汉语知识，协助神父完成了关乎十几万教友祈祷经书的重大使命，其影响深远，惠及后代子孙。然而，直到现在，多数教友们并不知道第一代神长教友的辛勤付出。

修女们怀着一腔救灵热火，从生她养她的国家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异乡的旅程——一个自己毫不知情的国家，旅途二个月的船上生活，不顾颠簸劳顿，在船上向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学习中文。

如今的贞女们再不是1931、1932年初来乍到时的新手，虽然她们学习中文阅读与写作，接受完备的宗教训练，但照顾两百多名来自乡下的妇女儿童绝非易事。

几年前读到一本字数仅相当于三万字中文的小册子《周而复新：本笃式的生活之路》。作者约翰·麦奎斯顿是美国一位涉世很深的律师，却从中引伸出对于当下生活的诸多启示。　　

侯神父安排主日天中文弥撒，我与这里的许多华人教友见面，与他们有一次美好的主日聚会，在主内互相鼓励。侯神父陪我参观了许多都灵的圣地。首先，陪我朝圣的地点是都灵举世著名的圣母进教之佑大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