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作者博士学位论文《近代直隶（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研究（1840--1949）》。参考资料：天津《益世报》、《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原文件下载

白天骑自行车，带上一本圣经，到各城镇、各乡村传福音。仅一年多，我就传了一千多人领洗进教，一个聚会分享的教堂已成了燃眉之急，于是我找到了大队支书，要求一块教堂地皮。同时我们大家一起祈祷，望主开恩成全。

城川人口发展很快，原来才几百人的乡村，现在达到一万多人了。圣母圣心会士自到城川以来，就实行防沙造林，适当开垦，保护牧场的策略。教友们看在眼里，也爱起树木来。

新的约瑟会修女学校遍布乡村，小农庄，铁道营和矿田。不久，修女们穿越塔斯曼海，在新西兰开设了学校和传教中心。1902年访问新西兰期间，麦琪乐患了中风。长年累月的困苦，跋涉和焦虑使这位伟大的女性饱受折磨。

首先，落实了教产，恢复了乡下的教堂，在损毁的教堂原址上重建了4座新教堂及几个弥撒点，这样，乡村的教友们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家”，神父也可以经常定期地给他们送弥撒行圣事了，至少能够保证教友们参与四大瞻礼及追思已亡的弥撒

文革中期回到仁三窑子村，一方面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同时被安排在乡村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这时他抓住机会开始寻找教友，做着恢复教会的准备。

尤其后者，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从乡村向城镇，从小城到大城，从内地向特区，形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地球村的公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联系紧密。

一次，他孤身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地处乡村的残疾孤儿院。去时，他无意间与当地两个修女结伴同行，一路受到了她们的照顾。在列车上他找到了一个去该乡镇的青年，一下火车就随同这个青年转长途客车。

黄铭心（右后）在新乡村做慈善项目七、生命再陷低谷2014年5月11日，铭心踏上了工作的征程，走进了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做公益项目，在此过程中，她通过工作中遇到的一件事，使自己的灵性生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有一位在巴黎留学的修士曾向我表示道，他在欧洲感到很孤独，因为在一些大瞻礼，如圣母升天瞻礼等，不像他以前在中国的乡村那样，全村大事庆祝，感觉信仰好像是失去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