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区的现状　　侯应荣神父负责忻州教会以来，特别注重圣召的培育，先后遣送6名修生赴山西省大小修院学习，堂区现有已毕业的修士1位，在山西大修院读书的修生4位。

我们相信，在天主圣神的指引下，有全体神长教友、修士、修女的齐心努力，在新的一年里，小巴拉盖的新福传，一定能开创一个新局面。

他不仅是方济各会培养修士的重要基地，还是方济各会传教士的总基地。该院由圣艾士杰主教从山东请来建筑师法国籍神父潘德盛设计绘图，1891年动工，1893年建成。

圣师伯尔纳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曾如此感慨：“在这个时代，我显得很怪，既不是纯粹的隐修士，也不是纯粹的在俗者：当我在隐修院时，我急切地渴望拯救人灵，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出去宣讲；可当我出去时，又会怀念自己的隐修院

过去我们在谈到教会开始有隐修院生活的时候，曾提到隐修院院长被尊称为父亲（padre或abate）的习惯，理由就是因为当隐修院院长的人对院中隐修士的照顾必须无微不至，如同父亲一样，这种习惯今天仍然存在。

在谈到非神职的修会修士们时，教宗说对这一圣召需要有新的认识，并因此要求当时在场的圣座修会部部长及秘书能够组织一场比较令人满意的反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伟大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特别将那个曾经是修士的最小弟弟阿约夏描述成纯洁的人。书中那位内心撕裂痛苦的女士古拉雪卡跟阿约夏说，她在他身旁时，感受到自己是纯洁的。

修道人对于燃起这份热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希望这次福传推进大会的决志中，能够激起神父、修女和修士的信仰热火。

28日的开幕式在河北省天主教神哲学院举行，与会代表、河北神学院学习的修士修女、女修会会长联合会的一批会长、石家庄的部分神长教友近300人参加。

抗日战争时期，印尼华裔神父杨安然修士曾多次往返南充和重庆之间，这位外国传教士受中国抗日的影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十分愤慨，并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寄予很大的同情，继而产生为中国的抗战做点事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