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德国神父筹建四合院式的天主教堂，后被改为抗日小学，此次祝圣弥撒的信友祷词中特别提及到，要求教友为本村曾有的教堂教产祈祷，希望天主早日促进房产的落实工作。

文字新闻报道链接：http://www.chinacatholic.org/News/show/id/38944.html山西运城教区武俊维主教与高斌先生一起为胡永生神父墓碑揭碑

我总结有如下四点：第一，把天主教界甚至整个宗教界在抗日期间的贡献和人道主义救助视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之前高老师他们都提到了。

段二牛是世代信主的好教友，参加过抗日游击队，但一贫如洗。这一举动，激怒了那个特派员，于是给我父亲定了私通八路与抗粮不缴两项罪名，送到北格乡政府羁押起来，并放出风儿：10天之内执行枪决。

前些年一位抗日老战士饶有兴趣地与我谈起他的一段金戈铁马、烽火狼烟的往事。一次他独自一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侦察任务，他昼夜兼程往返多天才回到军营。

1943年，方志杰参加抗日，以后当了义勇队队长。他用自己的钱买经本，让军队中的教友为士兵祈祷。解放后他到宝鸡经营药材，在宝鸡到广州的火车上给旅客讲天主教信仰，一讲就是一天。

从圣堂东侧拍摄的圣堂夜景1936年4月9日晚6时至4月10日凌晨4时，敬爱的周总理与民族功臣张学良将军在位于延安市大东门的救世堂秘密和谈、共商国事，为拯救中华民族达成停止内战、统一抗日的协议。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左梅积极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伴随夫君到欧美访问，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坚强意志，筹募军费，成为日本人反战联盟成员。左梅生育了5个女儿：蒋昭、蒋雍、蒋英、蒋华、蒋和，各有成就。

随同我们一起的台湾教友给我们讲了一个由老辈人传下来的故事：1944年抗日期间，日军占据圣堂作为指挥部，神父只得呆在教友家中献祭。

除主教大礼弥撒外，大堂五座祭台一天连续十五场弥撒圣祭，为历史最高记录；1940年，外籍人士录制的有关海门教区的教育慈善机构的日常运作和狼山朝圣的影片在美国纽约广场播放，证明中国为爱好和平，宗教自由之邦，呼吁美国援华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