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初的中国修院无疑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培训修生的，考虑到时局和重建教会的需要，修生们只接受简单的神学培训，教条式的神学观念，必要的礼仪规矩讲解，听告解指南，便很快承担重任，他们中大部分人成为了只举行弥撒的司铎，而不明白神职人员是圣言的服务者

老主教在陶成培养接班人上的远见卓识、宽广胸怀和大公精神至今还激励着我们一代代中青年司铎神职人员的人生信仰追求和奉献服务。

在这里我强调一点，我们的神职人员是关键，千万要放下个人恩怨，积极主动，不要顾及个人的“小面子”，要顾及吾主耶稣的大面子。如果我们再以这样、那样的借口阻碍合一共融，就要走向反面了。

神职主义不只是司铎的：神职化了的平信徒比神职人员更糟。那摧残我们的神职主义啊。正如一位灵修大师曾说的——他为刺激神职主义——它是一种能在教会内总结的最严重的恶之一。

科技与经济的急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化和享乐主义的风靡也开始侵蚀着教会团体；教会历史中所沉淀的伦理生活准则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乱象所冲击，教会的声音开始被人们摒弃和无视；诸多地区圣召人数开始出现短缺，修生数量骤降，神职人员步向老龄化

我期望神职人员、度奉献生活者与他们所牧养、服务和陪伴的信友们能够同道偕行，与普世教会一同恳祷：“天主圣神请降临！”，并宣认“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先后为教区培育了三十多位神职人员。1988----1996年,刘神父在管理教区修道院的同时，兼任任县堂区留垒堂口本堂神父，并建教堂一座。2000年----2002年担任广宗堂区主任司铎。

根据学者们的调查，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途径主要有家庭影响、朋友影响、神职人员影响、书籍影响等几个方面。

所以台湾教会应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去真正地认识教会的传统，古老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一些古老的文献，古老的信仰作品。这就牵涉到能力问题，比如语言的问题，真正了解吗？能看懂吗？真正能把两者之间作合适的比较吗？

我的看法同梁家麟博士正好相反，中国教会主流是城市教会，而不是农村教会；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角色不是农村教徒（尽管现阶段在数量上是最多的），而是现代的新兴基督教群体：老板基督徒、知识精英基督徒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