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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圣母颂》中安静下来


2010-11-30 14:02:20 作者:王波 来源:中青在线

    随着《圣母颂》的音乐开始响起,原本有些激动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

    这是一场业余的交响乐演奏,参与者有学生、白领以及从外地赶回来的生意人。他们没有制服,穿着西装、夹克衫、黑色呢子大衣,拥挤着站在上海市胶州路边的4条台阶上。

    演出地点,距离11月15日失火的上海静安教师公寓有300米远。这一天是11月21日,死者的“头七”,天先是阴着,后来下起雨,可前来献花的人挤满了胶州路。在这场近10万人参与的自发哀悼中,演出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圣母颂》只响了几分钟,听众也仅有几百人。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平民演奏者们希望,他们的音乐能让逝者“回到家的感觉更好”。

    这是一首安魂的音乐

    演出是在11时15分正式开始的,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会儿。越南人童光荣担任指挥,乐器只有很少几样,面前的谱架只有三四个,贝司、打击乐和管乐乐器太大,根本没有带到现场。

    乐团负责人曹小夏原本希望在失火的大楼底下进行演奏,但因为前来拜祭的人太多,他们未能如愿。现场执勤的警察看到他们拿着提琴、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圆号等乐器,还挂起了横幅,便走上前来要求他们赶紧散去。

    但曹小夏觉得,“听我们的音乐,大家哀思的情绪会好一些,甚至可以缓冲一下部分群众的悲愤”。经过一番协商未果后,她决定,乐团还是留在现场。

    看到警察阻拦,围观者中有人激动地喊起来。曹小夏连忙站出来打圆场,希望大家不要吵,因为“我们仅仅是表达哀思,一吵就影响哀思”。

    另一名年龄较大的乐团成员则在演出开始前,希望人们不要鼓掌,一起安静地听音乐。结果,曹小夏发现,第一声提琴响起之后,激动的人群迅速安静下来,只听得见音乐。一个乐团成员回忆,这“是一场没有掌声的演奏”。

    《圣母颂》是乐团成员选定的第一首乐曲,因为“这是一首安魂的音乐”。他们想用它来告慰那些“可能正在回家”的灵魂。为了与现场气氛一致,他们特地把《圣母颂》改为弦乐,以便更好地起到“安魂、平抚和告慰的作用”。

    这首乐曲对曹小夏自己,也有宽慰作用。从11月15日的下午4点多开始,罪恶感便在她心里挥之不去。

    当时,她刚刚接完一个朋友的电话,得知胶州路那栋失火的大楼里住着人,并且有人遇难。而两个小时前,她乘车送另一位朋友去机场,曾路过大楼附近,看见了大楼上冒着黑烟,火苗像一条龙一样往上窜。

    不过,看到大楼四周都是防护网,她以为那只是建筑工地,断定里边没有住人,便匆忙赶往机场。但放下电话后,她突然觉得,自己当时就那样过去了,太漠然。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85岁的父亲、乐团的创建者曹鹏告诉她,“乐团得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一下,一定要为这次的灾难做点什么”。自从 1960年搬到静安区后,曹鹏一直住在这个“文化底蕴很好”的地方。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曹小夏从日本辞职回国后,牵头组建了这个非官方的交响乐团。

    第二天一上网,曹小夏又看见乐团成员们在网上讨论组织义演。她的第一反应是,先跟静安区政府联系,看政府怎么安排。“领导说,乐团有这个想法,政府非常感谢,但眼下很忙,一时安排不开。”曹小夏回忆,在11月16日,她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但乐团成员们却等不及了。一直都有人商量怎么去现场,有人说:“大家都可以用一束束鲜花来表达哀思,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音乐去安慰一下大家?”大家平时都要上班,只有周末有时间,而周日又刚好是逝者的“头七”,他们决定把时间定在这一天。

    “‘头七’不去,作为一个上海市民,就太不尽义务了。”曹小夏说。她决定在大家自愿报名后,以乐团的名义组织一下。后来,乐团的成员收到短信,“有乐器的请带乐器,没有乐器的请唱歌,歌词自己网上找一下”,最后还特意强调“服装为素服”。

    由于是临时动议,乐团成员不少人正在外地出差,直到周六晚上11时,报名的只有20多个人。曹鹏因为出差离开上海,临走前推荐自己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留学生童光荣当指挥。曹小夏打电话给童光荣时,这个越南人说:“我当然会来。”

    我们来演奏,不是为激化矛盾,而是为了平抚心灵

    起初,《圣母颂》的乐谱只打印了30多份,但周日上午,曹小夏到约定的集合地点后发现,这根本不够用。

    乐团里的100多名成员来了50多名,“报名的来了,没报名的也来了”,很多人还带上了自己的父母、爱人。来的人有年轻人,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除了中国人,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日本人。

    许多没有赶回来的团员打电话给20岁出头的圆号手汪淳,让他帮着献束花,或者帮他们多唱一首歌。汪淳在浦东从事计算机方面工作。火灾发生后第三天,有朋友打电话时提醒他,“你们乐团能不能做场义演?”他回答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不过不能算演出,只是为了致哀。”。

    同样吹圆号的刘以佳也来到现场。她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就住在胶州路上,与发生火灾的1号公寓隔着一栋楼。“很多人虽然不认识,但肯定打过照面,”她想起这些就难过。而她的父母虽然被政府安置在宾馆里,却每天都会回到现场待好长时间。

    乐团公关经理徐俊的本职工作是投资。他正在外地考察项目,周六连夜赶回上海。他在现场的感觉是,“这个时候,跟遇难的人认识不认识都不重要了”。

    演出曲目是团员七嘴八舌定下来的,只有很少几首。交响乐除了《圣母颂》,还选了《贝多芬四重奏》中的一段。提议演奏这首音乐的,是吹黑管的谢诚侃。他的理由是,这首乐曲“比较悲伤”。演奏开始前,汪淳觉得这种场合用圆号不合适,就提议圆号手们放下乐器,在周围帮忙举举乐谱,组织一下合唱。

    团员们还觉得,音乐除了可以用来安慰逝者灵魂,也可以很好地平抚生者的情绪。因此,除了几首交响乐,他们又挑了3首有很多人会唱的歌,一首是《爱的奉献》,一首是《爱的代价》,还有一首是《让世界充满爱》。乐团的曲谱里没有这3首歌,团员陈寅提前在网上找好,特地多打印了几份,准备在现场分发给听众们,让大家一起唱。

    结果,由于人太多,这些歌词也不够用。两个市民在现场为抢歌词,把一张纸撕成了两半,就一人拿着一半参加合唱。

    合唱开始时,领唱的小麦克风被递到了汪淳手里,因为他平时在乐团里唱歌唱得好。许多人加入进来,在他旁边,一个孩子因为没有歌谱,便站到指挥童光荣的后面,从他膀子下面费力地看着歌词。

    刘以佳发现,围在他们身边那些最初情绪很激动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平静下来,最后只是默默地流泪。

    唱完最后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后,站在曹小夏身边的一个小女孩问能不能再唱一首。于是,音乐重新响起,众人又跟着汪淳重唱《爱的奉献》。重唱结束后,小女孩又要求再唱了一遍《让世界充满爱》。

    没有掌声,许多演唱者含着眼泪。汪淳发现,围观的人也由激动变得安静,最后默默流泪。有官员也来到现场,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来演奏,不是为激化矛盾,而是为了平抚心灵,以我们特别的方式,很纯粹地致哀,”汪淳说,“不是哭啊闹啊,而是很文明而克制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

    既能享受欢乐和成功,也有承受不幸的能力,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城市

    约12时,演出结束了。此后,乐团成员陈怡倩在现场念了她以乐团名义撰写的一段悼词。所有乐团成员集体朝大楼的方向默哀了3分钟,周围群众也跟着一起默哀。有戴黑纱的家属,则向乐团鞠躬。

    曹小夏感觉,那一刻周围“跟剧院里一样肃静”。

    演出结束后,乐团和成员默默散去。谢诚侃立即又赶回浦东加班。小提琴手李欣惠直奔上海大学上下午的课,她的小提琴只好让她妈妈带回家。有个听众走过来跟曹小夏说,“听了你们的演奏,心里觉得特别安慰。”刘以佳则被住在同一小区的叔叔阿姨们叫过去,对她反复表达着感谢。

    而从那一刻起,只持续了几分钟的《圣母颂》,成为人们反复说起的话题。网络上,人们传递着现场拍下的视频。各种版本的《圣母颂》被翻了出来,有人在北京“一遍一遍地和上海人一起听”,还有人知道以后,当天就把它教给了正在学琴的孩子。

    乐团志愿团团长沈嘉立接到在美国的二哥打来的电话。他看到了关于这次演出的报道,觉得这是“最高尚的悼念方式”。这个美籍华人告诉沈嘉立,当年,在“9·11”的废墟下面,同样有音乐家带着几把小提琴,自发地演奏。

    在现场听完这次演奏之后,沈嘉立觉得自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腔调”。虽然这并不是一场专业乐团演奏的,但是才真正代表了上海的水平。这种腔调不是奇怪的,是应该的,自然而然的,义不容辞的。”

    从现场回来后,曹小夏的电话一直到晚上几乎没停过。打电话的有乐团成员,有朋友。当地一个记者对她说:“以前有灾难时,我们常常看到帕瓦罗蒂等著名音乐家,都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用音乐去抚慰那些不幸的人们。现在我们也有了这样一个乐团,进入灾难现场表达哀思。”

    徐俊则这样表达他的感受:“上海刚办完世博会。既能享受欢乐和成功,也有承受不幸的能力,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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