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洞穴景教壁画

    高昌国是公元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由汉族在西域建立的佛教国家，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之哈喇和卓地方，是古时东西方交通枢纽。德国人勒柯克1905年夏天在高昌的景教寺院遗址中发现了景教壁画。在这些壁画中，一幅描摹“圣枝节”的壁画清晰地表达了当时基督徒的礼仪生活。
    壁画画面的左侧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结实的身躯上有卷曲乌黑的头发，颇有几分希腊晚期艺术品中的人物特征，勒柯克认为其“保存着拜占廷教士特点”。他身穿一件绿色的长衫，上身是一件带皱褶的宽大的外衣，两脚穿的是黑色的鞋子，左手持一条类似纱巾的白色丝织品，右手捧着一黑色杯碗状的器皿。
    有学者认为，画面上的这个男子很有可能是景教最下层的“执事补”。这一群体是教会里最低级的，主要工作是为圣餐做准备或协助教友阅读书信等。这位“执事补”的头发卷曲，西安“景教碑”云：“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也就是说景教的教规要求教徒“留须、削顶”。细审画作，此教士胡须不多，但还是留须的，从形象看，我们看不到他有削顶，仍留有头发，说明他也许是一位刚踏上“执事补”职位的人员。

在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洞穴发现的壁画（局部）“圣枝节”

    此男子的前面站着三位女性，她们每人手持一根有叶子的树枝，前两位女性身穿的长衫分别是棕色、青灰色，似没有系上腰带，长衫外面的长袖大衣随意地披在肩上，直垂到膝盖处。在大衣上宽大且左右对称的三角形翻领处，我们看到描绘极为细致，甚至还有红色的衬里。第一位女子头戴棕色的帽子，其乌黑的头发可在耳际后看见；第二位女子似戴着一顶很大的钝锥式黑色的便帽，两人均着黑色鞋。第三位女子身穿长袖绿色短上衣，其长只达上衣的一半，下身系一条很长的裙子，遮盖着两脚；肩上披一件棕色的披肩或围巾，从右肩直达大腿中部，另一侧从左肩飘至胸前。其头发梳成圆球状，后颈似还挽有很大的发髻。从衣饰和样貌来看，此女子是汉人，其短上衣是“半臂”，属魏晋以来从上襦发展而来的无领、对襟的短外衣，而棕色的围巾是“披帛”的样式，均属盛唐至唐末的流行衣饰。
    天主教学者耿永顺写到：“我个人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在唐朝某年的圣枝主日，某景教神父在讲道，其中有三位中国女信徒，穿着当时的服装，在洗耳恭听这位神父的精彩讲道。这个场景被永久性保留下来。而神父手中的白色‘绸缎’或‘纱’或其他的丝织品，则代表着基督的复活。”
    他还大胆猜测，这幅画的部分内容是损坏的。“如是的话，我们还可以想象，圣枝游行的队伍还很长，就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壮观的长卷式恢宏之作，更精彩的也许还有百十位圣人共同祈祷，诸圣相通功的画面。”
    画中的三位女性教友手执杨柳小枝应合了《若望福音》12章第12节的内容：“第二天，来过节（逾越节）的群众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便拿了棕榈枝出去迎接他，喊说：‘贺三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以色列的君王，应受赞颂。”耶稣在受难前，曾骑着借来的驴子最后一次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由于圣枝主日是浮动的，而且不同的地区未必很容易获得棕榈，故赤柏松、杨柳或其他当地树木、树枝成了替代品。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更认为“叙利亚的景教会使用红柳代替棕榈，而行景教式礼仪。”缘于此节日中，教堂多以棕榈枝为装饰，有些教徒还持棕榈枝绕堂一周以作纪念，由此可以推论圣画上所描绘的正是由教会的执事补带领信众绕行教堂时的景象，执事补正向其同行者点洒圣水。“圣枝节”图的中央上部有一动物的腿，吉村大之郎揭示其是一种寓意性的表现，表示耶稣是骑着驴入城的。
    对此，耿永顺提出另一种猜测，由于此图上半部有较大的动物的腿部形象，按景教绘画构图的一般形式，“圣枝节”图可能是围绕主图的一系列反映该教本身节日或《圣经》中的图像的一部分，同时作为大幅壁画的辅助性图像的角色而出现的。
    有人提出这幅画作为纯拜占廷艺术风格，此言论一出，就有不少专业人士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宗教元素在吐鲁番的艺术面貌上有决定性的作用。公元3至5世纪间，不少聂斯多略派（景教）基督徒匠师为逃避迫害和寻找避难所而选择前往中亚，他们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装饰元素，这些都对中亚本来多元的文化和艺术传统注入新风，这些新文化很快又沿丝绸之路传播。诚然，拜占廷艺术风格在东方聂斯多略派艺术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并对整个基督教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以“圣枝节”图的画面来观察，除主体人物在外型和手持的器物相近西方外，整幅画并不是学者所说的“具有拜占廷艺术风格”。熟悉美术史的人知道，由于艺术中心的转移，吐鲁番风格是地区因素、中亚因素和中原因素的混合。早在6至7世纪，景教可能就已传至吐鲁番绿州，在高昌景教寺遗址发现的壁画无疑是中原或回鹘的自然主义绘画的折射，不可能“该手法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中国影响”。
    参考资料：陈继春《唐代景教绘画遗存的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