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与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1592年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城，1618年从里斯本启程，于1619年到达澳门，用了一段时间学习汉文化之后，他于1623年抵达北京，其时明神宗在位。经过几次皇位的更替和变迁，明思宗崇祯皇帝即位后，汤若望受委托从事撰写崇祯历书等工作。
    一个是冲龄即位的皇帝，一个是在莱茵河畔出生的传教士；一个是被尚武精神熏陶、且又受到中原传统文化教育的青少年，一个是恪守不婚不仕教规、博学多才的老者；一个享有万乘之尊、握有生杀大权、聪明又有些任性，一个则循规善诱、时时平抚一颗失控的心。年龄的悬殊、身份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并未妨碍他们成为至交。

一

    公元1592年5月1日（明万历二十年三月二十），汤若望出生在莱茵河畔德国科隆市的一个贵族家庭，姓名全称为：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白尔”是家族的姓氏，“冯”是贵族的标志，“沙尔”则是祖上得到的尊号，在德文中的含义是“忠勇”。由于不愿炫耀家世背景，在与人交往中仅自称“约翰·亚当”。“约翰·亚当”自幼受教于教会学校，并成为一名传教士。“亚当”的音译缩读为“汤”，若望即约翰的译音，当“约翰.亚当”到中国传教后，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自称为“汤若望”。
    在汤若望出生九年前（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顺治的祖父———25岁的努尔哈赤以父祖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发动了复仇之役，崛起于辽左。当汤若望在1619年（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抵达澳门、准备进入内地传教时，已经建立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败明军，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辽东。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正在西安传教的汤若望奉崇祯之命前往北京，主持修订历法，顺治的父亲皇太极所率领的军队已经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扫荡京畿，兵临北京。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当汤若望把一份既运用西洋天算法又保持中国阴阳合璧特点的全新历书呈送到崇祯皇帝面前的时候，皇太极在关外已经完成对锦州的战略包围，为摧毁明军的宁锦防线、大举入关奠定了基础。而1644年十月初一，年仅六岁的顺治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与效天大典时，汤若望所制订的历书已经颁行天下。
    汤若望之所以得到明清两朝统治者的重视，就是因为他所掌握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及其所具有的修订历书的能力。中国是个农业国，播种、收获等都同节气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统治者对“修历”就非常重视，特别强调“天意”与“人事”的和谐、统一。 
    中国的历书并非简单的记时，还包括朔望、节气以及日月星辰在天体中的位置与运动。为了体现天道与人事的和谐，统治者需要一份准确无误的历书，以表明自己受命于天，一旦历书上关于天象的预测与实际情况不符，就被看作“天象示警”。因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历书的修订，以期与天象符合。但历法的不断完善，是有赖于自然科学整体水平的提高，而这恰恰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能做到的。明代所实行的“大统历”是在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的，到了成化年间“交食往往不验，议该历者纷纷”。而此时的西欧在海外贸易、环球航海的刺激下，望远镜、钟表都得到广泛使用，对天体运行距离的观察测算愈发精确。像汤若望这样精通天文历法的传教士，即使在鼎革之后依然受到重用，正如摄政王多尔衮在谕令中所指出的：“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用称朝廷宪天又民至意”（《清世祖实录》卷七）。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要用汤若望修订的历书来证明自己继明而立是承天受运。

二

    汤若望凭借所修订的新历成为第一个担任钦天监监正的西洋人，尽管在权贵云聚的京城五品的监正算不上显赫，但由于承担沟通天意与人事的重要角色，汤若望竟成为紫禁城的座上客，并以人格魅力赢得了顺治的信任，成为幼主的忘年交。
    顺治的童年是在缺少父爱、亲情以及必要的约束中度过的，冲龄即位、君临天下、九五之尊都使得周围的人很难对小皇帝进行规劝，而心怀叵测的摄政王不让顺治上学，则使得顺治不可能及时得到教育及修身养性的熏陶。至于摄政王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更是给顺治留下不尽的惶恐。多尔衮曾经毫不掩饰地对亲信说道：“若以我为君，以今上为储，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63）大权在握的多尔衮利用一切机会削弱小皇帝的权威，顺治四年（1647）以“体有风疾，不胜跪拜”为由不再向顺治行君臣之礼（《清世祖实录》卷35）；旋即把顺治的长兄———在四川消灭张献忠、凯旋而归的肃亲王豪格幽禁，并把豪格所统领的正蓝旗收为己有，再加上原来掌握的两白旗，完全具有废立的实力。
    多尔衮并不满足已经得到的煊赫地位，经过精心策划而成为“皇父摄政王”———从顺治的叔父变为“皇父”，在名分上凌驾顺治之上。为了实现逼宫，多尔衮着手令建新城，准备把废黜的顺治囚禁在那里。为建筑新城“国库中一切钱财具被搜掘”，甚至对民间加派田赋。面对摄政王的淫威，满朝文武、皇亲国戚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字，只有汤若望以“天象示警”奏请停止这一工程（魏特《汤若望传》第二册，247页），从而使得迫在眉睫的逼宫危机暂时缓解。这一缓，也就使顺治熬到了多尔衮在咯喇城猎所的病势（顺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迎来了亲政。
    汤若望“天象示警”的奏请赢得少年天子的好感，但顺治依然要对其个人品质进行调查，还“派人秘密地对他（指汤若望）进行可靠性考察，密探们昼夜监视其活动，不停地暗中跟踪神父，甚至在深更半夜也胡乱找个借口闯入耶稣会住处，多情的天子不大相信神父竟能长期甘守寂寞，怀疑他也许会暗中寻花问柳。然而密探们的情报却使皇帝大为惊讶，每日直到深夜，沙尔（即汤若望）的侍从早鼾声如雷，而他唯一之事就是祷告、看书和写作。他完全是一个自身清白、修持自身而从无生活劣迹的人”当皇帝确信沙尔的诚实品行有如真金，“才向神父敞开心扉，选定他为知心朋友“（恩斯特·斯托莫《通玄教师汤若望》，转引自《清初十大冤案》）。
在处治多尔衮党羽后，顺治曾在一天之内加封给汤若望三个荣誉头衔：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使其官居一品。在顺治的特许下，汤若望可以自由地出入宫禁，无论是顺治在寝宫还是在太后住所，都无须太监通报，径直来到皇帝身边。考虑到汤若望已经年近花甲，顺治不仅免除了他在晋见时所行的三跪九叩的礼节，而且在举行庆典或者接见外国使节时，还在御座附近设置一个软椅，即使去南苑行猎，也会给汤若望准备一个貂皮褥子作为下榻。顺治与汤若望关系融恰，“有如家人父子”（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175页）。
    顺治曾经24次到汤若望在宣武门的住所———南堂，少年天子在那里可以摆脱宫禁的束缚，有时爬到树上去摘果子，有时一边品尝着从欧洲带来的葡萄酒，一边同神父探讨吝啬与淫乐哪一种危害更大，帝王是否也应该遵守天主的“十诫”。受到汉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顺治，亦会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等对汤若望所极力宣扬的教义提出质疑。汤若望的南堂给顺治提供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顺治的二十岁大寿就是在南堂度过的，汤若望为此特地准备了13桌筵席（魏特《汤若望传》第二册，279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