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旅途的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神父

    编者按：2006 年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圣方济各·沙勿略和真福法伯尔诞辰五百周年，及会祖圣依纳爵·罗耀拉逝世四百五十周年。为此，耶稣会创刊两周年的《人籁论辩月刊》专门为2006年“禧年”发行了《方济·沙勿略禧年纪念特刊》，给予圣人很高评价。
    序言中说，环视沙勿略看似简单的生平，实则卓绝不凡。 回溯十六世纪上叶，这位西班牙冒险家以过人的勇气，只身突破重重障碍，独自穿越世界汪洋。其坚韧意志与创新的空前举动，不仅开启欧亚间的积极互动与文化交流，并且影响世界历史至今。
    观其内在的心灵旅程， 实则更比外在的地理航程迢遥； 身为一位西方传教士，沙勿略的使命激发他深入全亚洲，杂然多样的文化、语言、宗教与族群。并且充分地从不同族群的相遇与互动中，深刻体会人们的信仰、语言及生命体验各有其多元性。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从中领悟全人类的终极，其实殊途同归，万流合一。沙勿略，是多样态全球化的首位倡导者。
    回顾沙勿略的一生，不啻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语言通汇、地理发现与宗教及人文对话的佼佼者。其仙逝五百年后的今天，遗泽仍旧在隐约中教导我们，如何在多样态的差异中，相互会通与兼容并蓄……

    沙勿略神父，1506年出身于西班牙贵族家庭，早年就读巴黎大学，在巴黎进修及教授哲学时与依纳爵·罗耀拉结为好友。1534年，以依纳爵为首的第一批耶稣会士许愿献身侍主，其中一人便是沙勿略，三年后在威尼斯领受神职。1537晋升神父。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并受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的派遣，以教皇保罗三世的宗座钦使和国王代表名义，航海东渡，前往印度福传。1542年抵印度果阿，后转往马六甲，曾在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鲁古群岛等地传教，1549年随葡萄牙使节乘中国商船至日本山口和丰后水道沿岸传教。在与日本僧人接触中，了解到日本佛教各宗派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因而认为中国文化势必发达，若能以基督教思想影响中国，必能进而影响日本，乃决定到中国传教。1551年12月抵广东上川岛，但因当时明朝实行海禁，不能进入内地，遂改道去马六甲和印度的果阿，等待时机再进入中国。次年8月第二次抵达广东上川岛，未及进入内地，于同年12月病逝于该岛上。
    虽然沙勿略经过百般努力仍未能进入他向往的中国传教，但他的不怕苦、不怕死的传教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他身后遗有大量的书信，后人将其编入《沙勿略事辑》。
沙勿略事迹：
    沙勿略东渡在十三个月的海上航程里，虽忍受晕船病之苦，仍竭力向船上的人讲道及照料病患者。在印度传教期间，沙勿略在街上摇动手上的铃，以召集人们听道，他也探望病人及教导儿童要理，并向教外人士福传。每到新的地方，他必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吃的食物与穷人一样，夜间睡在地上。
    在印度的福传工作非常成功之时，一五四九年，他决定前往日本，并学习日本语言。一五五二年八月抵达中国上川岛，却在那里因病去世。在他十多年的福传生涯里，劝导了三万多人领洗入教，福传旅程超过数千里，涉足大半东亚地区。
    1555年，当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因传教受挫而黯然离开日本之际，他决不会料到，在自己死后数百年，日本列岛会掀起崇拜和纪念他的热潮。沙勿略到日本传教满450周年，日本宗教界、文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包括纪念弥撒、纪念音乐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另外，“大沙勿略来日450周年展览———沙勿略的生涯以及南蛮文化的遗宝”也在日本各地巡回展出，该展览以艺术化的方式再现了沙勿略的一生。
    沙勿略东渡传教，这也是耶稣会首次派人到远东传教。沙勿略是耶稣会东方使团的总负责人。在他的努力之下，天主教在印度、东南亚、日本等地从无到有，信徒日众，沙勿略由此而被后人誉为“东方布教之勋”。
    沙勿略之于日本，其地位正如利玛窦之于中国。他是第一个到日本传教的西方教士。但他的日本之行却颇为偶然。1542年至1549年间，沙勿略一直在印度和摩鹿加群岛传教。一天，他在马六甲海峡遇到日本商人安次郎（音），就向他打听日本的情况，并询问日本人有无接受天主教的可能。安次郎回答说，日本人不会一开始就接受，他们会质疑，并要审视宣教者是否言行一致。日本人是理性主导的国民，只有以理服人，他们才有可能入教。安次郎对日本人的描述极大地激发了沙勿略的传教热情。1549年4月，沙勿略搭乘中国商人的帆船，从果阿出发渡航日本。经过4个月的艰苦航行，8月15日终于在安次郎的故乡鹿儿岛登陆，开始了他在日本的传教生涯。
 　  沙勿略对日本有着极好的第一印象。他在抵日后最早致欧洲的一封信中说：“就接触的范围而言，这个国家的人是我迄今发现的最好的国民。我想在异教徒之中，也许不会找到比日本人更优秀的人吧。他们很容易接近，一般而言都很善良，没有什么恶意。他们的名誉观念强得叫人吃惊，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名誉更重要的了。他们大部分相当贫穷，但是不管是不是武士，都不以贫为耻。……很多人能阅读书籍，所以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领会祈祷文和教理。此地盗贼甚少，盗贼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死。……在我到过的各地之中，不管是基督教国家，还是非基督教国家，没有比日本更憎恶盗贼的地方。”正因为沙勿略发现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高度智能和文明度的民族，他在日本自然就采取了更为灵活的传教策略，其要点在于入乡随俗。沙勿略听说日本人大多素食，他就尽量不吃肉。他还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日语，这给他的布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为使听众更容易理解教义，沙勿略甚至一度用佛教的“大日如来”来替代天主教的“神”（Deus）。为接近贵族，并在贵族面前与佛教僧侣辩论时从气势上压倒对方，沙勿略常作日本贵族的装扮，显得气宇轩昂，谈吐不凡。沙勿略的这种“适应”策略和重视文化融合的布道方法对以后的耶稣会传教士如范礼安、利玛窦、庞迪我等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1543年葡萄牙人来到日本之后，日葡贸易以及通过葡人居间进行的日中贸易稳步发展。日本不少领主因此而获益匪浅。另外，由于当时的日本处于战乱之中，葡人带来的先进武器深受这些领主的欢迎。正因为这些人有求于葡人，所以他们对作为葡萄牙国王特派教士的沙勿略的传教活动也持一种默许甚至是支持的态度。这些领主包括鹿儿岛的岛津贵久、平户的松浦隆信、山口的大内义隆、丰后的大友宗麟等。例如沙勿略访问山口时，向领主大内义隆献上了大量的礼物，其中有时钟、八音盒、步枪、望远镜、锦缎、葡萄酒、书画等，大内大喜过望，立即批准了他的传教请求，并提供了一处废寺作为布道场所。然而，沙勿略的传教活动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佛教僧侣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对沙勿略进行中伤和迫害。但是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普通的民众，他们质问和反驳沙勿略：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对天主教一无所知的先人岂不是都要堕入地狱？再有，你所宣扬的所谓“真理”，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中国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问题，沙勿略很难回答。所以，沙勿略的失败也是不足为奇的。他在日本的两年多内，仅仅使几百人皈依天主教，而他在印度特拉凡科时，曾在一个月之内替一万多信徒施洗。但是沙勿略奠定了日本布教的基础，在其后渡日传教士的努力之下，到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信徒已达15万人，教堂两百多座。
 　  由于沙勿略发现日本人非常重视中国，沙勿略得出结论：要使日本皈依，必定要先使中国皈依。他遂于1551年从日本启程返回果阿，作赴华传教的准备。次年沙勿略到达广东香山县附近的上川岛，但由于当时明朝海禁甚严未能进入内地，第二次他未及进入大陆传教，便染上热病，于这年12月孤独地死在岛上。据说，沙勿略死时，家乡沙勿略教堂的基督像流下了殷红的汗水。又说，其遗体数月后由上川岛迁葬马六甲时竟然丝毫未腐，连身上的祭服都完好如初。1622年，沙勿略被教廷封为圣徒。此前，为证明其遗体不腐的神迹，教廷命人将尸体的右臂割下，运往罗马检验。1949年沙勿略渡日400周年之际，这只右臂还被运到日本巡回展示。沙勿略木乃伊化的遗体1624年迁葬于果阿，近几十年来每隔10年公开展出一次，观者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