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倪胜民总会长“我们要接近群众，留心别人的需要”

    新任耶稣会总会长倪胜民（Adolfo Nicolas；原译倪笃孚）神父，于一月十九日在该修会的第卅五届全体大会中当选，接替早前获教宗本笃十六世接纳呈辞的七十九岁高文伯（Peter-Hans Kolvenbach）神父。
    七十一岁的西班牙籍倪神父大半生在亚洲服务，是耶稣会东亚及大洋洲议会主席。他于一九九五年出任上届全体大会秘书，在今届大会中是计划委员会成员。
    倪神父早前接受一位耶稣会修士访问，谈及对领导模式、解决冲突、耶稣会面对的挑战的看法，以及他希望向年轻会士灌输的领导价值观。其观点反映他多年来在亚洲生活的体验。
    这位耶稣会第卅任总会长早于廿二岁便到日本传教，于六七年在该国晋铎。除了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攻读教义神学硕士的几年，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亚洲生活。
    除了在东京上智大学执教，他曾担任多项要职，包括七八至八四年间出任马尼拉东亚牧灵学院主任、九一至九三年为日本耶稣会初学院院长、九三至九九年任日本会省省会长，以及由二零零四年至当选总会长前担任修会地区会议主席。同时他也负责日本外劳的牧灵工作。
    耶稣会东亚暨大洋洲议会主席的工作，主要是统筹区内各会省的使徒工作，并与各省会长共同管理会务。
    访问倪神父的修生当时正修读有关领导才能的课程，他访问倪神父乃出于欣赏其领导能力。天亚社得到耶稣会罗马新闻室同意，刊登该篇于零六年九月所做的访问。

问∶你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

倪胜民神父∶在我看来，不同事件有不同处理方法，一旦有问题出现，不管是关于培育或使徒工作或行政方面，最重要是研究问题所在，从中找出相关事情和影响，再决定采取甚么行动或反省。
    一些问题只可以长远解决，先改变思想和观点，然后采取行动。假如我们的思想，不但是会长的思想，而是有关人士的思想不一致，问题迟早出现。
    有些事情可以即时处理，但首先必须澄清主要事实和资料，然后评估各方案的结果是否合乎我们的价值观、处事手法，以及修会的基本生活。当中的挑战包括我们要辨别甚么问题可以短期内解决，甚么要长远计划。

耶稣会士理应听命于长上，你作为长上对此有何经验？

    我不完全同意此说法，我们不是要盲目服从，而是与长上一起探讨问题，辨别和寻找答案。若最后没有共识，便由长上作决定。我们需要有人作决定，但过程中大家是共同参与。
    我认为若持开放态度和拥有内心自由，服从可以是很有创意和很有用。这正是圣依纳爵大力支持的。如没有内心自由，很难作出正确决定。出发点、目标以及引申而来的结果比眼前的事件更重要。
    有人以为盲从便是真正服从，长上说的不管对错，你也要依从。但我认为习以为常地盲从对修会或任何人都是灾难。依纳爵认为只有危急时才应例外地依从，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没有想象力的服从，对教会、群体和个人都不好，最理想是大家取得共识，但这需要辨别、研究和对话。

如果经过一轮谘询后才作的决定又如何？

    即使在这情况下，长上也可能会出错。我们不能说长上所有决定都是天主的旨意。若长上对圣神开放，认真地参考谘询所得的意见，各项资料以及谘询过程中对有关资料的理解，他的决定理应离上主的旨意不远。但这并非毫无错误或理所当然，因此事事总会有机遇。所以对依纳爵来说，凡事总可以提出异议。

你如何处理冲突？

    我想这跟好的领导方式一样。每项冲突都不同，情况不一，需要因时制宜。你要研究冲突的问题所在，然后尽量找出各种可行的处理方法，不仅在处理冲突时如是，灵修指导时也应这样做。人们往往由于看不到出路而停滞不前。
    领袖的一个重要角色，是要在别人看不到出路时找到出路，真正的难题是少之又少，我们看不通前路才造成难题。一旦有冲突，务必要找解决方法，找到双方的中间立场或双方都接受的位置。任何意见都有可取之处，中间点是双赢的方案，与对错无关。因此将人强行划分忠奸正邪便很难找到出路，因为没有中间立场。
    所谓出路，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完美的方案并不存在。即使根据教会法、耶稣会的法律等等所谓既定的解决方法，我们如何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作不完美而最好的决定才是重要。然而，就算在这些情况下，我也喜欢寻找不同的方法，因为法律不能顾及所有情况，只能提供方向，根据传统的经验证明有效，才成为某些特定问题的既定解决方法。
    但人生而不同，即使法律上有答案，我也喜欢走出法律的框框去思考，有没有别的可行性？但我并非要违反法律，而是走出法律的框框。
    我深信在解决冲突时，我们往往要妥协。妥协并非消极地说∶「噢，我放弃。」妥协并非放弃，而是接受现实，明白是此时此刻最好的做法。然后可能要寻找改变他人想法的策略。可能在另一个阶段，即一、两年之后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你最欣赏的是哪一种领导模式？

    起码在亚洲来说，我认为日本寻求共识的方式倒是不错。我在日本生活了四十年，觉得这种寻求共识的方式非常好，这个过程很长，你要不断反省，提供资料，直至大家差不多达成共识，才一起前进。
    修道生活和修会是自由的人组合的团体，不是军队，也不是国法。修道人是出于对基督和教会的委身，在特定时空中自愿委身使徒工作。因此我们要明白这是自由的行动。
    重要的是人们明白自己身处的情况，并同意这样，否则早晚会不自觉地默默破坏决定，我强调是不自觉。我们总会试过别人说∶「好的，好的。」但由于他们并非出自真心，结果事与愿违。他们不是病倒，便是　气或不合作，或只是唯唯诺诺或不参与，结果不成事。如果我们早知如此，便明白这决定是错的，因为别人会阳奉阴违。
    有时，我们不察觉对他人要求过高，以为即使工作艰巨，他们总会尽力克服。但现实并非每每如是。因此我一再说必须搜集所有重要资料，并清楚各种错综复杂关系。我们要问∶这有甚么含意？别人知道为何要做某些事吗？他们与我们的价值观和优次目标吻合吗？我们是否一致？
    我不喜欢修道生活表里不一，外表说一套，实际上各人按自己的看法行事。面对这问题，需要不断沟通和反省，解决方法要实际可行。如果万事俱备，不但对我们有好处，对大家和教会也有好处。

共识能否在短时间达到？还是要很长时间？

    短期而言，你必须尝试，但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无法长远计划。紧急就是紧急，在这情况下只能作根据当时情况作出最明智的决定。有时你需要作短期决定，现在的决定只是整个反省过程的开始，可能数个月后会改变决定，或许数个月后会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但现在你得决定。

你领导得最好和最差是甚么时候？

    我不能具体说甚么情况，以免别人猜得出来。我感到最满意和最高兴的是当团体或参与决定的人与我的想法类似。他们是基于重要的理由同意，而非要取悦我。最理想的是团体认同我的看法，或经过对话后接纳我的看法，然后一起迈步向前。这便是我感到最满意和最高兴的时刻，而非勉强他人依我的方式去做，正如我之前说，这是行不通的，勉强别人最后只会使人阳奉阴违。所以最重要是使人心悦诚服，要感到这是很重要的。
    这一切都需要有旁人从中协助。我不用事事亲力亲为，只要大家目标一致，我会让有关的负责人主事。有时他们会按你的意思做得很好，有时不是，那你便得重新来过。

你希望向年轻会士灌输甚么领导原则和价值观？

    有三点。一是创意。我不肯定我们现在拥有所需的创意，我担心缺乏想象力。我想这是作为领导的一大缺憾，我恐怕目前太强调考试和入学试的教育制度未能培养创意，这问题在亚洲尤其明显。
    在西方，从幼稚园开始儿童都受鼓励去参与、去挑战和成为过程的一部分。在亚洲可不一样，儿童从笔记中学习，老师被视为全知者，他们都要重复老师的话，这样是无法栽培想象力。我认为这是未来领袖的缺憾。
    世界正在急速改变，包括传播、科技发展等，因此我们要很有弹性，而有弹性的唯一方法是要有想象力，明白到所有可能性不仅是空想，而是现实。
    第二是我们要在人群中生活，与他们同行，以目前我们在言辞和现实的差距看来，这更形重要。对于我们，尤其是耶稣会士，要效法先前的成功是容易的。我们往往会认为某某在欧洲、美洲或日本十分成功，便在本地依样葫芦。虽然我不肯定这是否最好，但是很容易做。例如当你想到学校，便马上想到一些有效的做法。我们有经验、有技术、有传统，但或许这不是那个国家现在需要的。以东帝汶和柬埔寨为例，我们要知道那些国家正在发生甚么事，他们真正需要怎样的教育。因此我们要非常接近群众，聆听他们的需要，与他们一起成长。从小处着手，与他们合作，一直与他们不停创造，回应新的需要。我们的机构做了大量服务，现在它们需要做不同的事。它们有能力与群众同行，与他们一起成长吗？这是第二点。
    第三是连系。随着全球化，互相连系是更容易，但也是更困难了。你也知道，即将举行的大会，其中一个主题是与教友合作。互相联系与这个议题也有关系，联系是团队工作，与持不同观点、有不同需要的教友合作，向他们学习。全球化的世代强调小装置，更好的工具、效率等等，使人容易变得个人主义，有见及此，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加强连系。
    以互联网为例，它加速沟通，但并非面对面的沟通，我们看不到其它人和他们的需要，使人习惯像机器般工作。当我们与人沟通，一旦他们不如互联网或机器般快速便感到不耐烦。我们要求别人按一个模式工作，我们想向他们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因此当我说互相连系时，我是特别指人际之间的连系。
    今天，灵性上的连系是另一种十分重要的连系，我们十分需要与天主连系，并要永远维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