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本笃十六世也强调说：神恩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不能经由单纯的原则性辩证来解决，因为神恩需要体制来予以肯定，这样才能长久存在下去。反过来说，体制也需要神恩来作它的灵魂。

因而对教会的信仰传统有了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发展的能量，也是追求自我圆满境界的动力；天主是最大的传统，世界上每一个宗教文化传统都是小传统，都是天主生命彰显形式之一，大小传统很难区分，是一与多的关系，是整合、和谐的，虽有辩证性但不必是互相排斥或冲突

类似的名人名言也折射了物质贫富与精神贫富的辩证哲理：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古语也充分说明了精神道德的富有绝不会畏惧物质的贫乏；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勿慕贵与富，无忧贱与贫，自问道如何，贵贱安足云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

我被缚绑在病床上强行灌药，无力动弹，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我竟然苏醒过来了，当我发现自己不但还活着，病痛也有些减轻，这使我第一次肤浅地领悟到谁若爱惜生命，必要丧失生命；谁若为我丧失生命，必要得着生命的辩证。

从某一方面来讲，那是一种反辩证，可怕的受难转变成巨大的喜悦和光荣，而且因为这喜乐和光荣而得圆满。更重要的是，受难和复活之间有一种连续性。那正是接受默感的福音要指出的。

连基督徒特有的苦修（譬如福音劝论）也不能用这一类的辩证为根据而成立。因为这一类的戒律或苦行主义，严格地来讲，是属于现世的和本性的。

（格前9：22）在论述爱在基督信仰中的重要作用时，他辩证地阐述道：“爱是永恒的。如有预言，终将过时；如有方言，终将沉默；如有知识，终将消失。

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其主流与本质是好的。记：有人说，特别是实用主义者认为：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服务的，甚至有的人认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也不过是一种利用而已，那么宗教信仰亦是如此吗？

在教学方法上各大学也沿用神学院所使用的所谓，经院方法，包括讲授和辩论，旨在训练学生的思考和表达能力，这也是受当时辩证神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哲学长于辩证思维，却不善于分析思维。谈论问题往往是浑论不析。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分析思维的。如何在发扬辩证思维的同时学会西方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个严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