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篇报道想到的

    参考消息2007年6月14日头版头条：“（德国政府）对166.5万纳粹强制劳工完成官方赔偿”，“德国为日本做出反省历史的榜样”。

德国勃兰特总理为二战德国法西斯受害者下跪	日本小泉首相参拜供有二战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西安晚报2007年6月14日第22版：“（德国）向170万劳工支付59亿美元，德国完成对二战劳工赔偿。”
    读完这两篇报道，我想到，在涉及历史问题时，人们总是倾向于把德国和日本摆在同一个桌面上来掂量。
    但是通常，比较的结果总会让人大吃一惊。两国在对待战争责任的态度和行为上判若云泥：德国唯恐反省不深刻，态度不真挚，唯恐他人不厚谅；而日本，则唯恐国内有识之士反省，唯恐国际正义声音的批评，唯恐昔日受害者翻出旧账。
    同一天，发生在德国和日本的两起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现象：德国“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12日正式完成向纳粹强征劳工赔偿金的历史使命；日本最高法院12日驳回原中国被掳劳工刘宗根等6人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上诉请求。
    德国“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设立于2000年，由德国政府和约6000家企业各出资25.8亿欧元共同组成。七年来，基金会共向98个国家和地区的166.5万纳粹强征劳工支付了总额44亿欧元的赔偿。
    其实，这笔钱摊到每个劳工身上并不多，但正如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所言，赔偿只是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受害者的苦难得到了“公开承认”。
    态度决定行动。德国人的赔偿行为，首先基于对那段罪恶历史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反省，金钱只是一种象征。
    反过来，日本政府的行为就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了。除12日的裁决外，日本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27日一天，就驳回了中国慰安妇、受害劳工案等5起诉讼请求。其背后思想根基如出一辙：日本真的错了吗？
    正是这种遮遮掩掩的历史认识，决定了另一个基金的命运。今年3月，由于无人买账，日本“亚洲妇女基金”尴尬收场。这一私人基金成立于1995年，旨在对日军强征的“慰安妇”给予赔偿。但是，由于赔偿不带官方色彩，许多受害者拒绝领取。
    正如“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所体现的那样，只有“铭记”过去，认清“责任”，才能通往“未来”和解之路。这是德国政府赔偿的出发点，也恰恰折射出日本政府不愿赔偿的背后“思想活动”。
    德国天主教会于2000年设立专项赔偿基金，向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当局强征入教会机构的劳工提供赔偿。赔偿项目已于2005年8月结束，共有589名劳工获赔149万欧元。德国教会提供的赔偿完全针对那些曾被迫为教会工作的劳工，与“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无关。
    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同一时期发生的一样的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呢？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德国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他们把圣经作为日常生活的准则，把圣经作为治国的法宝，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事，尽管二战是他们的先辈闯的祸，但他们认识到了先辈们所犯的罪过，替先辈们认了罪，这样，他们的灵魂才能感到平安，他们的良心才能得到安慰。
    在日本社会里，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有信仰追求，他们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因而做了许多违背良心的事。
    前者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后者只靠外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由于两个国家的信仰不同，从而决定了其行动的巨大差异。